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6/10页）
主编不在家，他去找“山岳派”33要指示了。编辑部的接待室和会议厅设在一间发黑的大房间里，那儿光线暗淡，家具更显得简陋，屋里大约有二十来人，大多是波兰人和德国人。萨佐诺夫拿了一张纸，动手便写，写完后念给我们听：这是以各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攻占罗马提出的抗议书34，它声称大家准备参加示威运动。他说，凡是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与光荣的明天联系在一起的，都可以签名。几乎所有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的都签了名。主编进来了，露出疲倦而烦闷的脸色，竭力装得仿佛掌握了不少秘密，又不便告诉大家，可我相信，他什么也不知道。
“公民们，”托雷35说，“山岳派还在继续开会。是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要坚持到底！”萨佐诺夫把欧洲民主派的抗议书交给了他，他看了一遍，说道：
“这很好，很好！法国感谢你们，公民们；但为什么要签名？人数这么少，万一失败了，我们的敌人会把仇恨统统发泄在你们身上。”
萨佐诺夫坚持保留签名，许多人赞成他的意见。
“我不能对这事负责，”主编反对道，“请原谅，我比你们更清楚，我们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说完，他把签名部分撕下，于是十多个不朽的候补者的英名被付之一炬——在蜡烛上销毁了。抗议书则随即发排。
我们离开编辑部时已快天亮；各家报社门口的人行道上聚集着一群群衣衫槛褛的孩子和贫苦可怜的妇女，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正在等待报纸出版，报纸一到，一些人马上把它们折叠整齐，另一些人便带了它们跑向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走到了林荫道上——那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出现一些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还有些警官在踱来踱去，狡猾地看着我们。
“这个城市睡得无忧无虑，”我的朋友说，“完全没料到明天会给风暴惊醒呢！”
“瞧，也有不睡的人在等候我们，”我对他说，向上指指，那是德奥尔餐厅灯火通明的窗户。“这太好了，让我们进去喝一杯苦艾酒，我的胃有些受不了啦。”
“我的肚子也空了，再说，现在吃点东西也很有必要；我不知道他们在议会大厦里吃什么，不过在孔斯耶尔热里监狱里伙食是很糟的。”
我们大吃了一顿冷火鸡，从留下的骨头看，谁也不会猜到霍乱正在巴黎猖獗一时，也不会想到再过两个小时我们便要去改变欧洲的命运。总之，我们在德奥尔餐厅狼吞虎咽，吃得饱饱的，正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蒙头盖脑，睡得香香的一样36。
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了滂努佛尔林荫道，那儿已聚集了不少人群，大家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不知做什么好，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但是从他们的特殊表情看，大多义愤填膺。这些人只要有真正的领导人，这一天是不致以闹剧结束的。
有一瞬间似乎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位先生骑了马，从容不迫地经过林荫道。人们认出这是内阁的一位官员（拉克鲁瓦37），可想而知，他这么早骑马出门，不仅仅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人们在呐喊声中把他拖下马背，撕破了他的燕尾服，然后放了他，也就是说，另一群人搭救了他，把他护送到了别处。人群越来越多，到十点钟，可能已达到两万五千人。不论我们问谁，向谁打听，谁都什么也不知道。凯尔索西38是老一辈烧炭党人，他通知我们，郊区群众已在“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开进凯旋门。
民主派的老前辈们再一次告诫人们：“最重要的是别携带武器，否则就会改变这次行动的性质。无所不能的人民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国民议会庄严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不给敌人丝毫诬蔑的口实。”
最后队伍排好了。我们这些外国人被编成荣誉支队，紧跟在领导者们后面。领导人中有身穿上校军装的艾·阿拉戈39，从前的部长巴斯蒂特40，以及1848年的其他著名人士。我们在林荫道上一边走，一边喊各种口号，唱《马赛曲》。谁没有听到过千万个声音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在走向战斗前必然出现的沉思中，怎样齐声高唱《马赛曲》，他就不能理解这首革命的赞美歌惊天动地的力量。
这时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十分壮观。在我们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进时，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妇女和儿童挤在窗口，或者走上了阳台，他们的父亲和丈夫，那些有产者，却躲在他们背后，露出了阴沉不安的脸向外张望，但看不到从四楼和顶楼上探出头来的另一些人——穷苦的女裁缝和女工人，她们正向我们挥手帕、点头和挥手。我们不时走过一些知名人士的住宅，这时各种口号声便会腾空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