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8/10页）

“您是上日内瓦？”

“不，去里昂。”我回答。

“啊！”谈话便这么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乘务员打开车门，让一个人上车，这人秃顶，穿着宽大的豌豆色大衣和颜色鲜艳的坎肩，拿着一根粗手杖、一只袋子和一把伞，肚子大大的，好不容易挤进车门。等这位典型的和气大叔在我和警官之间坐下以后，我没等他喘过气来，便问道：

“先生，您不反对吧？”

他一边咳嗽，一边擦汗，把一块绸手帕包在头上，回答道：

“没关系，请便，我的儿子经常抽烟，他现在到阿尔及尔去了，他整天吸烟呢。”这以后他便开始轻松地闲谈和聊天了。过了半小时，他已问完了问题，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听到我从瓦拉几亚来，便带着法国人特有的礼貌说道：“啊，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51。”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地方究竟是在土耳其还是在匈牙利。

我那位旅伴对他的问话回答得非常简单。

“先生是军人吗？”

“是的，先生。”

“先生到过阿尔及利亚？”

“是的，先生。”

“我的大儿子也去过，他现在还在那里。您也许到过奥兰？”

“没有，先生。”

“贵国也有长途马车吗？”

“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之间有公共马车。”我回答得满有把握，毫不含糊。“只是我们的长途马车是用犍牛拉的。”

这使我的伙伴非常惊讶，他一定会起誓说我是瓦拉几亚人。在这个幸运的细节之后，连警官也放松精神开始聊天了。

到了里昂，我拿起手提箱，马上走进了另一个驿车办事处，爬上车顶座位，五分钟后，马车已奔驰在通往日内瓦的大路上。到了边境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警察局前面的广场上坐着局长和文书，旁边还有几个宪兵，他们要在这里先行检查护照。我完全不符合护照上记载的特征，因此赶紧爬下车顶，对一个宪兵说：

“朋友，我跟您可以在哪儿马上弄到一杯酒喝？请告诉我，天气热得叫我受不了啦。”

“瞧，就在那儿，只有两步路，那是我的亲姐姐开的咖啡馆呢。”

“那么护照怎么办？”

“您给我，我把它交给我的伙伴；待会儿他会拿给我们的。”

一分钟后，我已与宪兵坐在他亲姐姐的咖啡馆里，开了一瓶博讷葡萄酒大喝起来。五分钟后，他的伙伴把护照送还我，我也请他喝了一杯，他向我敬了礼，于是我们像朋友一样走回马车。我第一次这么顺利。到了边境，那是一条河，河上有桥，桥那边便是皮埃蒙特的海关。法国宪兵在沿岸各处巡查，寻找早已出境的赖德律-洛兰，至少也要找到费利克斯·皮亚52；不过后来皮亚也像我一样拿了瓦拉几亚护照逃出了国境。

乘务员对我们说，这是要最后查验证件，需要很长时间，大约半小时，因此他劝我们到驿站的饮食店吃些东西。我们进屋后刚坐下，另一辆里昂的长途马车便到了，旅客开始下车，第一个下车的便是我的警官。哎哟，糟糕透了，我对他说过我是到里昂的。我冷冷地朝他鞠躬，他也还了礼，似乎有些惊讶，但没有说一句话。

宪兵来了，发还了护照，这时马车已经到了河对面。

“先生们，请各位步行过桥。”

我想，好，现在要出事了。我们出了饭店……上了桥——没有出事，过了桥——也没有出事。

“哈哈哈！”警官笑得前仰后合地说道，“终于出境了，真有意思，好像丢下了一块大石头。”

“什么，”我说，“您也……”

“看来您也一样吧？”

“得啦，”我打心里觉得好笑，答道，“我是直接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坐的是牛车呢。”

“算您幸运，”乘务员对我说，伸起一根手指警告我，“以后得小心一些。为什么那个小孩领您到了驿车办事处，您要给他两法郎酒钱？还好，他也是我们的人，他马上告诉我：‘那人一定是革命党，在里昂一分钟也不停留，弄到了座位这么欢天喜地的，给了我两法郎酒钱。’我对他说：‘别嚷嚷，这不关你的事，要是给哪个混蛋警察听到，他就上不了车啦。’”

第二天我们到了日内瓦，这自古以来就是被迫害者的避风港……米什莱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谈到16世纪时写道：“国王死后，一百五十户人家逃到了日内瓦；过了一些时候，又走了一千四百家。法国的流亡者和意大利的流亡者构成了日内瓦真正的基础，这是三个民族之间的出色避难所；这些人得不到任何援助，又怕瑞士本地人，只能依靠本身的精神力量维持生存。”

那时瑞士是一个集合点，欧洲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革命失败后，它们的一切代表人物便在日内瓦和巴塞尔之间流浪，一群群起义者越过了莱茵河，另一些人则通过圣哥达山口或者侏罗山脉到达这儿。胆小的联邦政府还不敢公开驱逐他们，各州仍保持着作为避难所的古老而神圣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