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5/10页）

一个法国人告诉我，在路易-菲力普时期，Э卷进了一场政治事件，隐藏在巴黎；这种生活尽管有趣，日子长了，也使人感到厌倦、寂寞。当时担任巴黎警察厅长的是德勒赛，此人有钱，喜欢吃喝玩乐，他当官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好玩，因此有时仍不免寻欢作乐。他与Э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一天，他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陶醉在“梨酒和干酪之间”29，一个朋友对他说道：

“您老是不放过可怜的Э，这何苦呢！我们失去了一个谈笑风生的朋友，他也只能像犯人一样躲在屋里。”

“对不起，”德勒赛说，“他的案子早已过去了。他干吗还躲着？”他带着讽刺的意味向朋友们笑了笑。“我马上派人通知他，他这是多此一举，你们不必担心。”

回到家中，他把他的一个暗探头目叫来，问他道：

“Э在巴黎吗？”

“在巴黎。”暗探回答。

“躲了起来？”德勒赛问。

“躲了起来。”暗探回答。

“在哪里？”德勒赛问。暗探掏出小本子，找到以后讲了地址。

“好，明天一早你便找他，对他说，他不必担心，我们不想抓他，他可以太平无事地住在他的寓所中。”

暗探忠实执行了命令，可是在他拜访后过了两小时，Э秘密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得离开巴黎，躲到外地一个城市里，因为巴黎警察厅发现了他藏匿的地点！

正如密谋活动者要竭力给自己披上一层神秘的透明纱幕，用沉默宣传自己的秘密，那些显花植物则尽量表现自己，喋喋不休地把心中的一切讲个没完。

他们是咖啡馆和俱乐部的常任宣讲员；他们在那儿不断向一切表示不满，为一切仗义执言，甚至没有的事也能讲得天花乱坠，至于真有的事，更会像地图模型上的山脉一样，把它扩大两倍，甚至三倍。大家见惯了这些人，因此每逢街上发生骚乱，或者示威游行，或者举行盛大的宴会时，都不禁会到处寻找他们。

……对我说来，兰勃林咖啡馆的情景还是新鲜的，那时我对革命的后院还所知不多。确实，我在罗马到过艺术咖啡馆30，在广场上参加过集会，也到过罗马俱乐部和人民俱乐部31，但那时罗马的运动还没出现政治上蜕化变质的迹象，它是在1848年的失败之后才加速发展的。契切洛瓦基奥和他的朋友们光明磊落，他们那种南国人的表情在我看来像言语一样鲜明，而他们的言语又像朗诵一样响亮，但他们正处在热情洋溢的青年时期，他们还没有从三个世纪的沉睡中完全苏醒；“人民之子”契切洛瓦基奥根本不是职业政治鼓动家，他并不想捞取什么，只想重新回到列彼特街的小房子里安静度日，作为一家之主和自由的罗马公民，与家人一起出售木料和柴薪。

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不可能出现庸俗无聊、废话连篇的假革命症状，那种在法国不幸流传极广的溃疡病。

不言而喻，在谈到咖啡馆的造反派和革命的流浪汉时，我想到的根本不是那些人类解放的坚强活动家，那些民族独立的热情宣传者，那些不论监狱、流放、驱逐、贫穷都不能使他们闭上嘴巴的、为人类的爱而殉难献身的人，那些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正是这些人以鲜血、眼泪和言论开创了历史的新秩序。我们这里谈的是那个骚扰不安的边缘地带，那里生长的是不能结果的空花，对这些人说来，鼓动本身便是目的和成果，他们喜欢的是人民起义这个过程本身，正如乞乞科夫的彼得鲁什卡喜欢的是读书这个过程32，尼古拉喜欢的是步法操练本身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反动派没什么好高兴的——它那里生长的杂草和毒菌更坏，而且不仅在边缘地带，到处都是。这包括他们所有的人：在长官面前瑟瑟发抖的官员，到处刺探消息的奸细，准备为这边也为那边杀人的职业凶手，以及形形色色丑态毕露的军官——从普鲁士容克地主到杀人不眨眼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从近卫军官兵到宫廷少年侍从为止。我在这里还只接触到世俗的反动力量，没有提到靠化缘度日的苦行僧，专搞阴谋的耶稣会教士，充当警察帮凶的教士，以及各种等级的天使和天使长。

如果说在反动阵营中也有与我们的革命空谈家相似的人物，那么这就是在典礼上摆样子的朝臣，在洗礼、婚礼、加冕礼和葬礼中跑龙套、壮声势的角色，那些为官服，为金边，为显示权力的光辉和尊贵而存在的人们。

在兰勃林咖啡馆里，冒险家们济济一堂，面前放着大大小小的酒杯。这时我才发现，他们没有任何计划，运动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心和纲领。一切得靠灵感，就像从前使徒等待圣灵的降临一样。只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