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九章（第6/8页）

“您瞧，跟您来往的那些人，您参与的那些不怀好意的报刊的活动（这几乎与萨赫迪斯基1840年对我讲的话一字不差），最后，您对一些最有害的机构给予的大量资助，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极不愉快的、但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这对您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在您本国，您的行为也引起了对您的政治迫害。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嘛。”

“我相信，”我说，“你们的立场如此一致，恐怕连沙皇尼古拉也没有料到；但你们不可能真的赞成他的政策。”

“一个好的公民应该尊重国家的法律，不论它们怎么样……”20

“这大概是根据那个著名的原则：阴天不是晴天，但总比刮风下雨好。”

“但是为了向您证明，这件事与俄国政府根本无关，我愿意为您向局长说说情，把期限延长一个月。如果我们向罗特希尔德查询您的事，您不致见怪吧，这倒不是由于怀疑……”

“那就费心吧，为什么不能查询呢，我们是在作战，如果我为了留下，认为必须使用战争策略，难道您以为我不会使用它吗？……”

但是警察局长这位文雅亲切的“替身”能说会道，立刻答道：

“凡是这么讲的人是不会讲假话的。”

过了一个月，事情还没了结。那时有一个老医生帕尔米尔常给我们看病，他每周得在警察局替巴黎那些卖笑女郎做一次检查。我想，他既然肯为那么多女人的健康提供证明，一定不会拒绝给我开一张疾病证明。当然，帕尔米尔认识警察局所有的人，他答应把我的病历证明亲自交给X。十分奇怪，帕尔米尔回来时没带给我满意的答复。这一点很有意思，它说明法国官僚和俄国官僚是兄弟般相似的。X不作回答，态度暧昧，因为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应该亲自登门，向他说明我病在床上，不能起身。没有办法，第二天我只得带着毫无病态的尊容前往警察局。

X极为同情，询问了我的疾病。由于我没有兴趣看医生写的东西，我不得不自行编造病情。幸好我想起了萨佐诺夫，他尽管身强力壮，食欲旺盛，却一再说他患了动脉瘤；于是我对X说，我得了心脏病，旅行对我十分危险。

X表示同情，劝我保重，然后前往隔壁屋里，过了一分钟出来说道：

“您可以再留一个月。局长要我同时告诉您，他希望也祝愿您的健康能在这段时间里得到好转；如果不能这样，他非常遗憾，因为他无法第三次给您延期了……”

我理解这一点，便准备在6月20日左右离开巴黎。

一年以后，X的名字我又见到过一次。这个爱国者和好公民悄悄离开了法国，忘了为警察局庇护下发行的一种加利福尼亚彩票，向购买彩票的数千名穷人和小业主作出交代！当这位好公民发现，尽管他无限尊重祖国的法律，仍可能为了诈骗罪锒铛入狱时，他还是抛弃法律，选择了轮船，一走了事，逃到了热那亚。这人具有坚定如一的性格，不会在失败面前手忙脚乱。他因加利福尼亚彩票事件而出了名，立即投靠了当时在都灵成立的一家建造铁路的股份公司，公司看到这么精明能干的人，马上雇用了他。

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公开的监视下，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不应忘记，这是警察横行不法的时期。愚昧的保守派，拉马丁派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都在帮助路易-拿破仑周围那些老奸巨猾的恶棍，要为拿破仑建立起一张暗探和奸细的大网，把它张在整个法国的土地上，以便内政部和爱丽舍宫通过电报，随时搜捕和扑灭全国的一切积极力量。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对付他们。12月2日21，警察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

任何地方，甚至奥地利和俄国，也从未有过法国从国民议会时期以来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造成这局面的不仅在于国民对警察的特殊向往，还有许多原因。英国的警察与大陆的暗探毫无共同之处，在那里，警察被许多敌对因素包围着，因此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法国却相反，警察组织是最富于人民性的机构，不论什么政府取得了权力，警察便是它手中的现成工具，一部分民众会以全部的疯狂和热情，那种理应加以抑制而不是纵容的力量帮助它，他们以私人身份可以使用警察所不能使用的一切可怕手段。人们怎么能躲避小店主，管院子的，裁缝，洗衣妇，卖肉的，姐丈和妹夫，嫂子和弟媳妇呢？特别是在巴黎，那里的人不像在伦敦那样是单独居住的，他们可以说住在珊瑚礁或蜂箱中，有共同的楼梯，共同的院子和管院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