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40页）

“我听着雷声和警报声，依依不舍地环顾着巴黎的全景，仿佛在跟它告别。这个时刻我对巴黎充满热爱，这是我对这个大城市献上的最后一炷香，六月那几天以后，它便叫我讨厌了。

“在河对岸，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筑起了街垒。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浮动着那些阴沉的脸——人们在抬石头，儿童和妇女在帮助他们。综合工艺学校的一个年轻学生，登上显然刚才完成的街垒，插上了一面旗子，开始用悲怆的嗓音轻轻唱《马赛曲》；所有的工人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支雄伟歌曲的合唱声从街垒的石块后面发出，是激动人心的……警钟还在敲。然而与此同时，炮队正隆隆经过桥上，贝多将军5举起望远镜，从桥上眺望着敌人的阵地……

“这时还可以防止事态的恶化，这时还可以挽救共和国和全欧洲的自由，这时还可以和解。愚钝而笨拙的政府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议会又不愿做，反动分子却在伺机报复，希望流血，为2月24日索取补偿，而《国民报》的大掌柜们给他们提供了执行人。6

“6月26日晚上， 《国民报》战胜巴黎以后，我们听到，每隔不多时间便会响起一排枪声……我们面面相觑，大家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这是在枪毙俘虏。’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互相避开了眼睛。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为了这些时刻，人们可以憎恨十年，一辈子忘不了报仇。谁宽恕这几分钟，谁便应该受到诅咒！

“屠杀继续了四昼夜，然后出现了沉寂平静的戒严状态；街道依然封锁着，难得见到一辆马车；傲慢的国民自卫军杀气腾腾守卫着自己的店铺，用刺刀和枪托吓唬行人；别动队兴高采烈，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横冲直撞，大唱《为祖国而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双手沾满兄长们的鲜血，俨然成了英雄，市民阶层的女子跑出店堂，纷纷向他们投掷鲜花，作为对战胜者的欢呼。卡芬雅克7带着一个屠杀过几十个法国人的恶棍，坐了马车到处转悠。资产阶级大获全胜。圣安东郊区8的房屋还在冒烟，给炮弹打中的墙壁倒坍了，露出了屋内的累累弹痕，残破的家具仍在燃烧，镜子上的碎玻璃闪闪发光……可是主人呢，居民呢？这时谁也不会想起他们……有的地方撒了沙，然而血迹依然可见……先贤祠9给炮弹打坏了，不准行人通过，林荫道上搭起了帐篷，马啃食着爱丽舍田园大街平日小心保护的树木；协和广场上到处是干草、胸甲骑兵的甲胄和马鞍，士兵在杜伊勒里花园围墙旁边煮汤。这样的巴黎在1814年10也没见过。

“又过了几天，巴黎开始恢复平时的面貌，游荡的人群重又出现在林荫道上，盛装的夫人们坐在四轮马车或双轮马车上，浏览着断垣残壁和浴血战斗的痕迹……只有往来频繁的巡逻队和一群群俘虏使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这时大家才明白那段经历意味着什么。拜伦描写过黑夜的战斗11：夜幕掩盖了血腥的场面，当战斗早已结束，曙光来临时，人们才看到了它的痕迹：刀剑和血迹斑斑的衣衫。现在正是这样的黎明在我们心头升起了，它照亮了一片骇人的废墟。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给埋葬了，否定和绝望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蠢动，生根。不可能想象，经过这么一场惨祸之后，受到现代怀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们的心灵，还剩下多少没受到这场浩劫的摧残。”12

纳塔利娅在这时期写信到莫斯科道：“我望着孩子们哭了，我觉得害怕，不敢再指望他们活下去，也许等待他们的也是这种可怕的命运。”

这些话是她经历的一切的反映——她这时想起的是载满尸体的马车，捆住双手的俘虏被人沿街咒骂，一个可怜的聋哑儿童由于没听到“走开！”的吆喝声，竟在离我们家门口几步远的地方被枪杀。

一个不幸对一切悲痛都有深刻理解的女人，心中怎么会不引起这样的反应呢？……在这种情况下，明朗的性格也会变得阴沉，充满怨恨，终于悲愤交集，为生育感到耻辱，为生命感到委屈。

在纳塔利娅心头升起的，不是对理想的不切实际的憧憬，也不是少女时代的眼泪和基督教的理想主义幻境，这是一种真实的、沉重的痛苦，是妇女所难以承受的重担。她对公共事务的热烈关心并未冷却，相反，它变成了现实的烦恼。这是一个姐妹的悲哀，一个母亲的啼泣，她们站在凄凉的战场上，凭吊刚刚结束的战斗。拉歇尔13在演唱《马赛曲》时虚假地表演的感情，在纳塔利娅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