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二章

政变——已故共和国的检察官——荒野中的牛叫——检察官的被迫离境——秩序和文明的胜利

死亡万岁，朋友们！恭贺新禧！愿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决不背离自己的思想，也不怕预料的事成为事实，不放弃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认识。愿我们坚如磐石，忠于我们的信念。

我们早已看到死亡正在临近；我们可能悲伤，可能表示关心，但我们不会惊讶，不会失望，也不会垂头丧气。完全相反，我们必须昂起头来，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曾被称作不祥的乌鸦，给人们带来了灾祸，我们被指责为异端，不了解人民，骄傲自大，脱离群众，幼稚偏激，其实我们的过错只在于我们掌握了真理，而且公开地说出了它。我们的话依然没变，那些被巴黎的事件惊得目瞪口呆的人们，正在从这些话中得到安慰和鼓舞。

（《法意书简》第14信，1851年12月31日于尼斯）

我记得，12月4日1，我们的厨子帕斯卡勒·罗卡走进我屋里，露出得意的脸色说道，街上在发售传单，据说“波拿巴解散了议会，任命了红色政权”。谁对拿破仑这么忠心耿耿，甚至跑到法国境外（那时尼斯属于意大利），向人民散播这类论调，我不知道，但是各种间谍，政治煽动家，兴风作浪、造谣惑众的人一定不少，否则怎么在尼斯也出现了这种人？

过了一小时，福格特、奥尔西尼、霍耶茨基、马蒂厄2等人来了，大家都觉得奇怪……马蒂厄是法国革命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时变得坐立不定。

他秃顶，脑袋的形状像胡桃，那是纯种高卢人的脑袋，体积不大，但十分固执；他的连鬓胡子又大又黑，乱蓬蓬的，容貌相当慈祥，眼睛小小的；总之，这个人有点像先知，像疯癫的圣徒，又像古罗马的占卜官和他的鸟3。他是律师，在二月革命的美好日子里，当过什么地方的检察官或代理检察官。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革命者，把一切献给了革命，就像人们信仰宗教一样从不怀疑，既不想追根究底，也不想提出问题，总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爱革命，相信革命，称赖德律-洛兰为“赖德律”，称路易·勃朗为“勃朗”，简简单单；只要可能，他便称别人为“公民”，每时每刻都喜欢搞秘密活动。

听到12月2日政变的消息以后，他便不见了，过了两天回来时已绝对相信，法国又要起义了，人民的不满已一触即发，尤其在南方瓦尔省，德拉吉尼扬一带。主要问题只在于，要与起义代表取得联系……他与一些人碰了头，决定在夜间从指定的地点一起越过瓦尔边境，召集重要和可靠的人开会商量……但是为了免得引起宪兵怀疑，他们决定用“牛叫”作联络暗号。如果事情得手，奥尔西尼准备让自己的朋友全都参加，但他不相信马蒂厄的看法完全可靠，因此先与他越过国境去看了看。奥尔西尼回来后只顾摇头，但他忠于自己的革命家本性和有些像雇佣兵的冒险家气质，仍然着手召集自己的同志，准备枪支弹药。马蒂厄又不见了。

过了一昼夜，罗卡在深夜四点叫醒了我：

“两位先生刚赶到这儿，他们说，必须立即见您。其中一人带着这张条子：‘公民，看在上帝分上，请即交持条人三百或四百卢布，十万火急！马蒂厄。’”

我取了钱，走到楼下，在暗淡的灯光下看到两个与众不同的人坐在窗边；尽管我见惯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军装，我对两位客人还是有些惊讶。他们从膝盖到脚跟都沾满了灰土和泥浆，一人裹着厚厚的红羊毛围巾，大衣又破又脏，坎肩上缚着皮带，皮带上插着大手枪，其余照例是蓬乱的头发，大胡子，小小的烟斗。一个人叫了我一声“公民”，便开始发言了，他提到了我的公民道德和马蒂厄急需的钱。我把钱交给了他。

“他没有危险吧？”我问。

“是的，”他的使节答道，“我们现在就到瓦尔河对岸与他会合。他得买一条船。”

“买一条船？为什么？”

“马蒂厄公民有个登陆计划，可船老大是个卑鄙的胆小鬼，不肯把船租给我们……”

“怎么，在法国登陆……靠一条船？……”

“公民，现在这还是秘密。”

“理该如此。”

“您要收条吗？”

“算了，没有必要。”

第二天马蒂厄自己来了，同样是满身污泥……显得精疲力尽。他整夜都在装牛叫，叫了好多次，仿佛听到了回答，朝这信号走去，却发现那是一只真正的公牛或母牛。奥尔西尼在别处接连等了他十个小时，也回来了。他们的不同只是奥尔西尼已洗过脸，像平时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似乎刚从卧室出来，马蒂厄身上却留下了破坏国家治安和煽动叛乱的各种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