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

一 尼·伊·萨佐诺夫

萨佐诺夫，巴枯宁，巴黎——这些名字，这些人，这个城市，总是使我回到过去……过去——回到遥远的岁月，遥远的空间，回到那秘密活动的青年时代，那迷信哲学和崇拜革命的时代。1

那两个人的青年时期对我说来太宝贵了，我不能不再讲几句……30年代初，我与萨佐诺夫还很年轻，一起幻想过里恩佐式的阴谋；过了十年，我又与巴枯宁一起为掌握黑格尔哲学绞尽了脑汁。

关于巴枯宁我已谈过，还有不少话好讲。他那鲜明的个性，那古怪而强硬的表现——不论在哪里，在莫斯科的青年人中间，在柏林大学的课堂里，在魏特林2的共产主义者和科西迪耶尔3的山岳派中间，莫不如此——他在布拉格的演说，他在德累斯顿的领导起义，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在奥地利受到的苦难，引渡到俄国，以及从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的阴森围墙内越狱潜逃4——这一切都使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论当代社会或历史都不会忘记他。

这个人身上潜伏着一股巨大的活力，却找不到出路。巴枯宁有可能成为一个鼓动家，一个政论家，一个传教士，一个政党或宗派的首脑，一个异教的创始人，或者一个战士。不论把他放在哪里，他总会成为一个极端派人物——再浸礼派教徒、雅各宾党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5的同伙像格拉古·巴贝夫6的朋友，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给民族的命运造成惊天动地的变化。

但在这里，在沙皇政府的压迫下……7

他成了没有美洲和轮船的哥伦布，只得违背自己的志愿在炮兵部队服役两年，又在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中度过了两年8，便赶紧离开那里，因为在那里思想像罪恶的企图一样受到侦查，自由的言论像对社会道德的侮辱一样遭到非议。

1840年他离开俄国后就没有回去过，直到1849年奥国一队龙骑兵把他移交给俄国宪兵。

目的论的崇拜者和可爱的理性主义宿命论者，看到天才和活动家正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便对大智大慧的造物主的及时性惊异不止，他们忘记了，多少幼苗没有见到阳光便遭到扼杀而夭折，多少才能和潜力由于没有用武之地而枯萎了。

萨佐诺夫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朋友们对他寄予了不少希望，可是他一事无成地死了。说他的命运是他自己的过错，这很容易；但是该怎样评价和衡量一个人自己应负的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呢？

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

埋葬那个时代苦难重重的生活，为了把我们深深陷入沙滩的航船拖回水中而赴汤蹈火，这便是我的使命。我要作我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的多马日罗夫——现在大家不记得这个人物了，可是有一个时期，这个老头子在莫斯科是无人不知的，他是普罗佐罗夫斯基9手下退伍的传令兵，每逢出殡，只要是大主教主持丧礼，他总会头上扑了发粉，身上穿了保罗一世时代的浅绿色军装，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自以为是在行使向导的重要职责。

……在大学的第二年，即1831年秋季，我们数理学系的课堂里迎来了一批新同学，其中两人后来与我们特别接近。

我们的喜爱、同情和反感都来自同一源泉。我们是狂热的孩子，一切——科学，艺术，友谊，家庭，社会地位都从属于一个思想和一个信仰。不论在哪里，只要可能谈论和宣传它们，我们便把全部感情和思想投入那里，毫不退让，坚持不懈，不吝惜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讨好别人。

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便怀着一个坚定的目标，要学习十二月党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在这里奠定一个组织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寻找新的信徒和追随者。第一个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同学便是萨佐诺夫；我们发现他完全具备条件，很快与他建立了友谊。他自觉地伸出了手，第二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同学10。

萨佐诺夫具有显著的才能和突出的自尊心。他十八岁，也许还不到，尽管这样，他学习勤奋，什么书都读。他力求超过所有的同学，认为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大家与其说爱他，不如说尊敬他。他那个朋友生得很漂亮，性格温柔，有点像小姑娘，与他正好相反，要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充满着爱和忠诚，简直像刚离开母亲的翅膀，怀着高尚的意愿和幼稚的幻想，希望得到温暖和爱护，紧紧偎依着我们，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思想他可以献出一切——这是弗拉基米尔·连斯基11的性格，韦涅维季诺夫12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