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3/24页）

只因人们出于内心的向往做了别人出于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们的活动，不予以承认，这无异是说，只有出于无奈，不得不实行禁欲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义者。

这种极端观点在我们中间流传很广，尽管它们的根并不深，但像洋姜一样极难铲除。

我们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条主义者。这种德国人的能耐在我们这里还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谓阿拉克切耶夫气质，那种冷酷残忍、以杀戮为能事的刽子手作风。阿拉克切耶夫给近卫军官兵作出了榜样，把农民活活鞭打致死；我们则扼杀思想、艺术、人道、过去的活动家和需要扼杀的一切。我们以无所畏惧的队列，整齐统一的步伐，不顾任何界限向前挺进，我们可以违背真理，但不能违背我们自己的逻辑；我们的推理永无止境，忘记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和对它的真实理解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极限，真理和美的极限，也是机器能永远保持平衡的摇摆幅度。

匮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图独占社会的痛苦，垄断社会的不幸，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独占和垄断都不合理一样。单凭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义的不平心理，人们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舍和强制剥夺，不外是平分财产和普遍贫困。在教会中，这仍是一个玩弄辞藻的题目，同情精神的感伤表演；在极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鲁东指出的，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两种感情，而它们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建设性的思想，都对实际毫无帮助。

那么，那些虽未亲身经历，但了解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的人，不仅向他们指出这一点，而且想向他们指明出路，又有什么过错呢？圣西门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16，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也不是由于没有饭吃才成为社会主义的使徒的17。

那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缺乏热情、善意和远见。我本来不想提起这问题，但是在它的黑名单上，除了我们，还出现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种者——我们所深深敬爱的十二月党人。

这段插话在这里也许并不恰当。

萨佐诺夫确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无穷精力，在国外的各种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个初次出战便被俘虏的士兵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在1834年被关进监狱时，萨佐诺夫和凯切尔不知出现了什么奇迹，竟然没有遭殃。他们两人住在莫斯科几乎足不离户，讲话很多，但写信很少，我们任何人家中都没有他们的信。我们被送去流放了，萨佐诺夫的母亲却给他弄了一张出国的护照，到了意大利。他的命运从此与我们分开，18也许这就为他奠定了今后生活的基础——他像一颗没有固定轨迹的行星，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过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这是上一皇朝最沉闷、最难以忍受的时期之一。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处都找不到一点同情的影子，一句热情的话语。我们还在流放，把过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忆和希望打发日子，一边工作，一边熟悉外省粗野的现实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萨佐诺夫怀念我们。老朋友中，只有凯切尔一人还在，可是萨佐诺夫拘泥古板，保持着贵族作风，越来越觉得与凯切尔格格不入。我们已经说过，凯切尔是自觉的野人——从文明人中涌现的野人，库珀的拓荒者19，他主张恢复人类的原始状态，粗野是他的原则，不修边幅是他的理论，这个三十五岁的大学生却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萨佐诺夫在莫斯科百无聊赖——枯燥的生活弄得他无计可施，他用不着为生活奔波，又没有事情可做。他试图迁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长期这么下去，便远走巴黎，可是并无一定的打算。那个时期，巴黎和法国还对我们保持着自己的全部魅力。我们的旅游者为法国生活金碧辉煌的外表所陶醉，对它粗糙丑陋的方面却一无所知；自由派的言论，贝朗瑞的诗歌，菲利蓬的漫画，一切都使他们兴奋不已。萨佐诺夫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他也无所事事；就他而言，只是热闹快乐的闲散生活代替了沉闷压抑的生活。在俄国他被缚住了手脚，在这里他却与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干。另一种没有目标的、不安而烦躁的漫长岁月，又在巴黎开始了。集中思想，沉浸在内心的活动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动力，他做不到这些，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对科学的纯客观的兴趣，在他身上并不浓厚。他寻找着另一种活动，也准备从事任何工作，但必须是引人注目的，能够立即应用的，具有实际价值，又能在大庭广众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敌人的叫嚷声中付之实现的；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他只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