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2/24页）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坐在梯形教室的同一排座位上，彼此亲密无间，意识到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联系，共同的秘密，共同的准备牺牲的决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我们怀着自豪和爱望着周围那许多年轻而美好的脸，仿佛那是我们亲如手足的教民——这样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们互相手携着手，一丝不苟地在我们这年轻的“世界”13里到处宣讲自由和斗争，像四个教士14手里拿了四本福音书在参加复活节祈祷。

我们时时处处进行宣传……然而我们究竟在宣传什么，这很难说。思想是模糊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同一个革命，宣传宪政和共和制，提倡阅读政治书籍，企图把一切力量团结在一个组织中。但是宣传得最多的是对一切暴力、一切专制统治的憎恨。

我们的团体实际上从未组成，但是我们的宣传却在所有各系深深扎下了根，还远远超出了大学的围墙。

从那时起，在我们整个一生中，从大学的课堂到伦敦的印刷所，我们的宣传从未中断。我们的一生便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少年时代的纲领。根据我们所触及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事物，不难看到它的线索，在报刊中，在讲台上，在文学界，它都有所表现……我们的宣传尽管形态有所改变，有所发展，但始终忠诚不渝，把自己特有的观念灌注在周围的一切中。政府的压制提高了我们的声望，监狱和流放成了我们当之无愧的台座。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权威”。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巴枯宁与我们汇合了，我们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又使我们与彼得堡皇村学校学生和文学青年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正如十二月党人是我们的兄长，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我们的弟弟。

关于我们的圈子，由于我是它的成员便对它避而不谈，这是虚伪的，愚蠢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叙述中，谈到那个时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们，我还故意要多谈几句，我得说，我不怕重复，只希望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它不了解他们，忘记、轻视和摈弃他们，似乎他们只是一些不切实际、没有实践能力、不知道前进方向的人；它对他们生气，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他们，把他们看作落伍的人，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空谈家和幻想家，忘记了在评价过去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和“成色”时，主要不是看他们知识总量的多少，过去和现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甚至错误的历史态度。现在萨图恩15老人不应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们也不应该学堪察加人，杀死自己的老人。

谈到我们当时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说一次：“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代青年，这么才华横溢、纯洁高尚、聪明忠诚的人，我从未遇到过”，尽管我漂泊各地，见过各种人物，包括反动的和革命的。我这不仅是指我们自己那个亲密的圈子，我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斯坦克维奇小组和斯拉夫派。这些年轻人被骇人的现实吓坏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闷中不顾一切地寻找出路。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放弃了其他人奋力追求的目标——社会地位，财富，总之，传统生活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无视环境的诱惑，家庭强迫他们接受的榜样，始终忠于这些信念。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简单地放进档案库，从记忆中一笔勾销的。

他们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关进监狱，受到流放，押解，凌辱，欺压，但他们依然坚定不移；经过十年，他们还是那样，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他们也还是那样。

我要争取使他们受到承认并获得公正的待遇。

与这个简单的要求背道而驰，我听到了一些离奇说法，而且不止一次：

“你们，尤其是十二月党人，只是革命思想的业余爱好者；对于你们，你们从事的活动只是奢侈品和诗歌；你们自己说，你们牺牲了社会地位，你们是有财产的，因此对于你们，革命不是面包和人的生活的问题，不是生和死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被处决者，是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回答道。

“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问题。你们愿意当革命家，这自然比你们愿意当枢密官或省长好一些；可是对于我们，与现存秩序的斗争，这不是选择，而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区别，正如落水的人和游泳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两者都需要泅水，但一个是出于必要，另一个是出于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