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4/24页）

……然而回忆起我们在大学的理想，他的眼睛便会发亮，泪水便会夺眶而出……在他受到损害的自尊心后面还保存着俄国最近会发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觉得，他的饮酒作乐只是逢场作戏，是在那个伟大事业到来前的暂时消遣；他相信，总有一天晚上他会从英吉利咖啡馆被叫走，然后前往俄国管理国家……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焦急地等待着那个时刻，到那时他便得认真参与一切，作出各种决定……

……在巴黎最初的热闹日子之后，更严肃的谈话开始了，这时大家立即发现，我们唱的不是一个调子。萨佐诺夫和巴枯宁表示不满（正如后来维索茨基20和波兰中央委员会21的成员一样），因为我带来的消息大多只与文学界和大学生活有关，与政治关系不大。他们希望我谈的是党派、社会和政府危机（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动（在1847年！），可我讲的是大学讲台，格拉诺夫斯基的公开学术报告，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情绪。他们与俄国生活过于疏远了，过于沉醉在“世界革命”和法国问题中了，忘记了在我国《死魂灵》的发表是比任命两个帕斯克维奇22作俄军元帅和两个菲拉列特23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他们听不到准确的消息，看不到俄国的书报杂志，对俄国只能从理论上，从回忆中去理解，而回忆，这是经过时间的折射之后难免失真的。

观点上的不同几乎使我们的关系破裂，情况是这样的：在别林斯基离开巴黎前一天晚上24，我们送他回家后，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散步。我感到可怕，清楚地看到别林斯基一切都完了，这已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握手了。这个坚强、热烈的战士已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他痛苦忧伤的脸上，死亡烙下了明显的痕迹，表明它即将来临。他的肺病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可他仍然充满神圣的毅力和神圣的愤怒，依然充满对俄国的痛苦而“凶猛”的爱。眼泪哽在我的咽喉，我长时间默默走着，这时不幸的争论又爆发了，那是已提出过十来次的问题。

“很可惜，”萨佐诺夫开口道，“除了杂志工作，而且是在审查制度束缚下的杂志工作，别林斯基没有从事其他活动。”

“我认为不应该责备他，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我回答。

“以他这样的精力，要是在别的场合从事一些别的活动，他的成就一定会更大……”

我觉得厌恶和痛心。

“那么请问，你们生活在没有检察官的场合，你们也充满对自己的信心，充满精力和才能，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或者正在做什么呢？难道你们以为，整天从巴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与斯卢扎利斯基或者霍特克维奇谈谈波兰和俄国的边界25，便是工作？或者在家里和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听你们谈话的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跟你们谈话的也只是五个什么也不懂的傻瓜，这便是工作？”

“等一下，等一下。”萨佐诺夫说，已经很不平静，“你忘记了我们的处境。”

“什么处境？你们在这里住了多年，自由自在，没有压力，不愁衣食，还要怎样？环境是靠人创造的；力量要得到承认，发挥作用，也靠自己。够了，先生们，别林斯基的一篇批评文章对年轻一代的益处，比你们的秘密工作和政治活动大得多。你们是生活在呓语和梦幻中，陷入了永恒的视觉错误，因为你们不愿睁开眼睛看一看……”

我特别生气的是当时评价人物的两种标准，这不仅萨佐诺夫，一般俄国人也这样。他们对本国人的严厉态度，到了法国名流面前便成了崇拜和吹捧。他们听见那些夸夸其谈的勇士说了几句漂亮话，几句空话大话，几句以加速度发表的老生常谈，便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叫我不能不感到恼火。俄国人越是卑躬屈膝，越是脸红，越是企图掩饰那些人的无知（正如宠爱孩子的父母和自尊心极强的丈夫一样），那些人便越是装模作样，越是要在北方的阿纳卡西斯26们面前大摆架子。

早在俄国当大学生时，萨佐诺夫就喜欢身边有一群形形色色的庸人追随他，他们听他谈话，对他唯唯诺诺，到了国外，他的周围仍有一群头脑和身体都不发达的文学园地的流浪汉，在报馆里打短工的落拓文人，捡破烂的小品文作者，例如瘦小的朱尔·维科，半疯的塔迪夫·德·梅洛，无人知晓的伟大诗人布耶；27在这个合唱队里既有托维扬斯基28集团中鼠目寸光的波兰人，也有德国冥顽不灵的无神论者。他怎么不对这些人感到厌烦，这是他的秘密。他来找我时，几乎总要带合唱队中一两个亲信一起来，尽管我对他们毫无兴趣，而且从不掩饰这一点。因此并不奇怪，在马拉斯特和里贝罗尔29，甚至比他们更小的名人面前，萨佐诺夫自己便变成了朱尔·维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