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第3/9页）

“我向您承认，我不认为这样。”

“怎么，”他笑道，“那得从斯拉夫民族开始？”

“我没有这么讲。赖德律-洛兰的信心根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只要法国还处在目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意志消沉的状态，欧洲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您也依然相信法国的权威地位？”

“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庞大军队，以及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的天然支持，都决定了它的这种地位。”25

“法国睡着了，我们会唤醒它。”

我只得说：“但愿上帝保佑，您的话能如愿以偿！”

我们两人谁正确，那时加里波第已经指出了。我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过我和他在西印度码头，在他的美洲轮船“共和号”上的会见。

当时我们在他那儿用早餐，在座的有奥尔西尼、豪格和我。加里波第谈到了他和马志尼的伟大友谊，同时坦率地说明了他对1853年2月3日事件的意见（这是在1854年春季），随即又表示，各派力量必须联合成一个战斗的集体才成。

那天晚上我们汇集在一家人家，加里波第并不愉快，马志尼从口袋里掏出《人民意大利报》，指给他看一篇文章。加里波第看过后，说道：

“对，文章很大胆，但也是非常有害的；我不妨老实说，为了这样的文章，记者或作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目前我们只有一支军队——撒丁王国的军队，有人却在这种时候不遗余力地挑动我们和皮埃蒙特之间的不和！这种轻率和不必要的鲁莽态度简直与犯罪没有两样。”

马志尼为报纸辩护，加里波第更气愤了。

当我们离开轮船时，他曾说，夜里回码头太晚了，他得住在旅馆里，我请他别上旅馆，可以到我家中过夜，加里波第答应了。

他和马志尼谈话后，便被一群什么也不怕的妇女大军团团围住了，只得采取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策略，才突出重围，走到我身边，凑在我耳朵上说道：

“您要待到几点钟？”

“马上就走也可以。”

“那就劳驾走吧。”

我们走了，在街上他对我说：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培波26这么执迷不悟，尽管他的愿望非常高尚，非常纯洁。刚才我简直不能忍耐，他在煽动自己的学生跟皮埃蒙特作对，还自以为得计。您想，如果那位国王干脆投向反动派一边，那么在意大利自由的呼声就会沉寂了，连最后的支持者也没有了。共和，共和！我从来就是共和主义者，一辈子都是，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对意大利的群众，我比马志尼了解得清楚，我跟他们在一起，过着他们的生活。马志尼了解有教养的意大利，可以左右它的知识阶级；但是要赶走奥地利人和教皇，你不能靠他们组织军队。对于群众，对于意大利人民，只有一面旗子：统一祖国，驱逐外国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意大利唯一强大的王国采取合作态度，不论它是出于什么动机；它希望站在意大利一边，又感到害怕，我们就应该团结它，不是推开它，侮辱它。万一那位年轻人27相信，他跟奥地利大公比跟我们更接近，那么，意大利的发展便得推迟一代，甚至两代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跟我的儿子一起出外散步，在卡尔德西28那里给他拍了一张银版照片送给我，然后在我家用午餐。

午餐时，马志尼派来的一个意大利人叫我出去，他从早上起就在找加里波第，我请他一起用膳。

意大利人似乎希望与他单独谈话，我建议他们到我的书房去。

“我没有什么秘密，而且这儿也没有外人。”加里波第说。

在谈话中间，加里波第把我们回家时对我讲的话重复了两遍。

他在目标上与马志尼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实际上、方法上与他有分歧。加里波第更了解群众，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马志尼像中世纪的隐修士，深刻理解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对其他方面只是靠想象；他主要生活在思想和热情中，不是生活在日常世界中。他从青年时代到头发花白，接触的是烧炭党组织，是受迫害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作家；他与希腊的秘密团体和西班牙的激进主义派保持着联系，与真正的革命者卡芬雅克29和假冒的革命者罗马里诺30一起策划阴谋，与瑞士人詹姆斯·法齐、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摩尔多-瓦拉几亚人一起进行秘密活动……柯纳尔斯基31是带着他的祝福，兴奋地走出他的书斋，前往俄国英勇牺牲的。这一切确实如此，但是跟人民，跟这“上帝律法的唯一解释者”，跟人数众多的老百姓，那民族的底层，那田野上耕耘的农民，那卡拉布里亚32的原始牧民，那码头工人和船夫们，他却从来没有联系。可是加里波第不仅在意大利，在任何地方都与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了解他们的力量和弱点，忧郁和欢乐；在战场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他都了解他们；他可以成为贝姆33一类的传奇人物，人们信任他超过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圣朱泽培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