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

德国人和法国人——派别——雨果——费利克斯·皮亚——路易·勃朗和阿尔芒·巴尔贝斯——《论自由》

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啼哭……

《诗篇》1

如果有人想从旁观者的角度，就1848年后汇集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和放逐者的内部状况写一本书，他会给当代人的历史增添多么悲惨的一页。多少苦难的经历，多少贫困的日子和眼泪……生活又多么空虚，多么狭隘，头脑变得多么迟钝，多么一筹莫展，对现实多么不能理解，又多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沉浸在浅薄的自尊心中……

一方面，这是一些单纯的人，他们凭本能和心灵了解革命事业，为它作出了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牺牲，甘愿过贫困的生活，他们构成了人数不多的志士仁人。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在拙劣的伪装下野心勃勃，对他们说来，革命是当官，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于是逃亡到了国外；另外还有各种狂热分子，形形色色的偏执狂患者，心理变态的精神病人。正是由于这种神经质的、畸形发展的、受过刺激的心理状态，通灵活动在流亡者中风行一时；几乎所有的人，从维克多·雨果和赖德律-洛兰，到奎里柯·菲洛潘蒂2，都在搞降灵术……菲洛潘蒂走得更远，他甚至知道一千年前人们所做的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一步也没有前进。他们正如凡尔赛宫的大钟，时针始终指在一点——国王驾崩的时刻……他们本身也像凡尔赛的时钟，从路易十五3去世后，就忘了上发条。他们只是指向一件事，一个重大事件的终点。他们谈的是这件事，想的是这件事，一切都归结为这件事。过了五六个月，过了两三年，遇到的依然是那些人，那些集团，这是可怕的——争论的仍是那些问题，参加的仍是那些人，发出的仍是那些指责，只是被贫困和匮乏的生活刻在额上的皱纹多了几条，礼服和大衣破旧了，白发增多了，这一切使人变得衰老了，瘦弱了，忧郁了……然而谈的还是那些谈过千百遍的话！

革命在他们那里还是像90年代一样，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当时那种对斗争的天真热情，那种曾经赋予最贫瘠的普遍概念以鲜明色彩，赋予干巴巴的政治理论以血肉的热情，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了——当时那些普遍观念和抽象概念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闻，新的发现。在18世纪末年，人们第一次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现实中，开始摆脱神学世界那宿命的、神秘的、令人窒息的传统，试图把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形成的整个公民生活方式建立在自觉的、意识的基础上。创立理性国家的尝试，正如创立理性宗教的尝试一样，在1793年谱写了一篇雄伟壮丽的史诗，它取得了成果，然而在后来的六十年中，经过风吹雨打，已变得百孔千疮。我们这些巨人的继承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像阿索斯山4上的隐修士墨守成规，我行我素，讲的仍是金口约翰5时代的话，过的仍是早已被土耳其统治者逼进绝境的生活，而土耳其统治者本身也已接近末日……然而他们还是在某一些日子集会，纪念某一些事件，举行同样的仪式，念同样的祷告。

流亡者面临的另一阻力，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对立排斥，这严重地削弱了内部的活动和各种出自善良意愿的工作。他们没有客观的目标，所有各派都顽固地死守着自己的看法，前进似乎就意味着退让，甚至背叛；既然站在这面旗帜下，就应该永远站在它下面，哪怕时代已经不同，旗帜的颜色也已不像原来那么鲜明，仍必须坚持到底。

这样过了几年，周围的一切不知不觉都变了。原来有雪堆的地方生出了青草，原来的矮树丛变成了森林，原来的森林却只剩下一片树桩……但他们什么也没看到。有的大门已经倒塌、堵塞了，可是他们还在敲门，新的缺口形成了，光线正从那儿一缕缕射入屋内，但他们却望着另一个方向。

在各国流亡者和英国人之间形成的关系，足以提供惊人的事实，说明各民族是具有化学亲和力的。

英国的生活起先使德国人眼花缭乱，手足失措，后来便吞没了他们，或者不如说把他们变成了不大像样的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一旦从事某种职业，他大多会马上剃掉胡子，把衬衫的领圈竖到耳朵旁边，说“yes”而不说“ja”6，在什么也不需要说的时候便说“well”。过了两年，他便用英文写信和便条，完全生活在英国人的圈子中了。德国人从来不想与英国人平起平坐，而是像我们的商人见了官员，我们的官员见了世袭贵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