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3/21页）

1855年，泽西岛总督利用岛上特殊的非法状态，为费·皮亚致女王的信，对《人》周报发动了迫害，他不敢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这事，却命令为杂志提出抗议的维·雨果和其他流亡者离开泽西岛；这时，健全的理智和一切反对这事的报刊都告诉他们，总督越出了职权，他们应该留下，向法庭控告他，《每日新闻》等报刊还答应负担诉讼费用。但这么做旷日持久，况且谈何容易：“仿佛对政府起诉也能胜诉似的”。他们只是又发表了一份严厉的抗议书，向总督提出了历史的裁判问题，便自豪地退往了格恩济岛。8

我要举一个例子，说明法国人对英国习俗的理解。一天晚上，一个流亡者来找我，在大骂一通英国和英国人之后，他告诉了我下面这件“不成体统”的事。

那天早上，法国的流亡者埋葬了一位同志。应该说，在沉闷无聊的流亡生活中，一位伙伴的葬礼几乎跟节日差不多，成了发表演说，高举旗子，进行集会和上街游行的理由，这时谁在谁不在一目了然，因此民主主义流亡者总是全体参加，无一例外。一个英国牧师拿了祈祷书来到墓地。我的朋友对他说，死者不是基督徒，不需要他的祈祷。牧师与所有的英国牧师一样，是个书呆子和伪君子，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和英国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回答道，也许死者不需要他的祈祷，但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用他的祷告恭送每一位死者走进最后的住所。于是发生了争论，最后法国人都冒火了，大声叫嚷，固执的牧师便去叫警察。

“瞧，您还说这个讨厌的国家有什么神圣的自由呢！”我的朋友（他在这场戏中扮演了仅次于死者和牧师的主要角色）附带说道。

“那么，这些为迷信势力服务的愚昧工具怎么办呢？”我问。

“来了四个警察，其中一个像是头头，他问道：‘刚才跟牧师顶牛的是谁呀？’我当即走到了前面，”我的朋友说，他正跟我一起用膳，脸上的神色与莱奥尼达斯9即将去会见上帝的时候差不多，“我说：‘这是我，先生。’——我当然不会称他‘公民’10。那个警察装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对我说道：‘请您告诉大家，不要起哄，把你们的同志埋葬以后，便各自回家。如果你们要闹事，我只得命令把你们统统赶走。’我看看他，用尽全力提高嗓音喊道：‘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我几乎忍不住发笑，问他道：

“那么那个‘警察头子’怎么样呢？”

“他什么办法也没有，”法国朋友得意而骄傲地说，“他向他的部下使了个眼色，又道：‘好吧，你们干你们的，干你们的！’然后站在一边，安静地等待着。他们完全清楚，他们要对付的不是英国的老百姓……他们的嗅觉很灵敏！”

那位身强力壮、严肃认真、也许还喝了点酒的警察，心里自然不会毫无反应。但我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他哪怕跑到白金汉宫的围墙外面，对着女王的窗口大声嚷嚷，他也可以安然无事，不致惹出丝毫麻烦。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的朋友，还是参与这事的所有其他法国人，都没有想到，这场事故要是发生在法国，他们早被送往卡宴或朗贝萨的监狱了。哪怕他们想起这一点，他们的回答也是现成的：“算了，这种丑恶现象是暂时的……不是正常的！”

可是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获得正常的自由呢？

法国的流亡者与其他各国的流亡者一样，把一切争执，一切党派成见带到了国外，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可是外国对他们并不友好，也毫不掩饰它之所以维护避难权，并非为了寻找这权利的人，只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这种暗淡的处境使他们的神经受不了。

何况与人们的隔绝状态，生活习惯的改变，行动上的限制，与亲人的分离，贫穷，都使他们闷闷不乐，不能容忍，在一切事情上怨气冲天。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了，对过去的错误的责备也更无情了。派性变本加厉，连老朋友也断绝了来往，见面不打招呼……

这里有实践上、理论上的分歧和其他各种争执……但是除了思想方面还有人事方面，除了旗号还有个人的名义，除了热情还有嫉妒，除了真诚的追求还有幼稚的自尊心。

曾经表现在尽力而为的马丁·路德和贯彻到底的托马斯·闵采尔11之间的对抗，是像子叶一样潜伏在每粒谷物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一切党派的分化，必然导致它的最终暴露。我们在三个没有成功的格拉古12（即把格拉古·巴贝夫也算在里边）身上，以及取得辉煌成功的形形色色的苏拉13和苏洛克14身上，同样看到这种情形。可能实现的只有对角线，只有折中道路、平均数和中间路线，因此不论等级、财富、观点都得符合中庸之道。从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中出现了亨利四世15，从斯图亚特王朝和克伦威尔的对立中出现了奥伦治公爵威廉16，从革命和正统派17的对立中出现了路易-菲力普。在他之后，对抗在温和的共和派与激进的共和派之间产生；温和的共和派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