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4/21页）
不肯妥协的极端分子进了卡宴、朗贝萨和贝尔岛的监狱，还有一部分逃亡到法国国外，大多在英国。
他们到了伦敦刚喘过气来，眼睛刚习惯于从雾中辨别事物，旧的争论便随着流亡者的变得特别烦躁，随着伦敦气候的阴郁沉闷，重又复活了。
理所当然，卢森堡委员会主席18是流亡伦敦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主要人物。他作为劳动组织及平均主义工人团体的代表，受到工人的爱戴；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观点上具有无可指责的纯洁性；他不断地工作，谦逊朴实，善于讲话，而且平易近人，深得人心，既勇敢又谨慎，具有影响群众的一切能力。
另一方面，赖德律-洛兰代表了1793年的信仰传统，对于他，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词可以囊括一切：饥饿者的温饱，劳动的权利，波兰的解放，尼古拉的覆灭，民族的团结，教皇的垮台。在他的身边工人不多，他的合唱队主要由自由职业者组成，也就是律师、记者、教师、俱乐部会员等。
这两派的不同是明显的，因此我始终不能明白，马志尼和路易·勃朗怎么会用个人的冲突来解释他们的最终决裂。分裂潜伏在他们的观点的最深处，在他们的任务中。他们不可能一起前进，但是也许不必让争论公开化。
社会主义道路和意大利的事业之间的不同，毋宁说是步骤和程度的问题。在意大利，国家独立应该先走一步，然后才谈得上经济制度。我们对1831年的波兰和1848年的匈牙利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在这件事上是用不着争论的，这不如说只是工作的阶段划分问题，不是彼此排斥的问题。社会主义理论妨碍马志尼集中全力从事直接的行动，妨碍对于意大利必不可少的军事组织工作；他为此生气，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活动对法国人只能是有害无益的。他陶醉在冒险和意大利的血泊中，还写了一本带侮辱性的、不必要的小册子，攻击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路易·勃朗。在这书中，他还顺便攻击了其他人，例如称蒲鲁东为“魔鬼”……蒲鲁东想答复他，但只限于在下一本小册子中称马志尼为“天使长”。我曾两次半开玩笑地对马志尼说：
“不要玩火，否则惹怒了这些勇士，不弄到遍体鳞伤您是很难脱身的。”
伦敦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也以牙还牙，同样激烈，还进行了不必要的人身攻击，使用了粗暴的言语。
另一种对立，那是理由比较充足的，便是法国人之间两种革命思潮的对立。一切试图调和形式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只是使让步的缺乏诚意和论争的不可调和变得更为明显。它们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于是一个灵敏的杂技演员在沟上架起了一块木板，站在板上宣布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宣布帝制像一股电流打在流亡者的心上，使他们惊呆了。
病人的脸上露出了悲哀、沮丧的神色，他们相信，没有拐棍再也站不起来了。心灰意懒和隐藏的绝望，笼罩了这一派和那一派。严肃的论争开始失去光彩，走上了人身攻击、相互指责和埋怨的道路。
两年中，法国的两大阵营还保持着进攻的姿态：一派在纪念2月24日，另一派在纪念七月的日子19。但是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庄严行列出现在伦敦街头时，流亡者的软弱无力已昭然若揭。伦敦警察总监罗伯特·梅因证实了这一点。拿破仑访英期间，他略施小计，防止了流亡者们的一切示威活动，事后保守分子为此向他表示感谢时，他答道：“你们完全不必感谢我，应该感谢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更明显的迹象，说明他们的活动已接近尾声，那就是这两大派又分裂成了各个小宗派，而且并无重要的原因，只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或地位。
这些派别的组成，正如我们为了安置一个闲散的大官僚便得设立一个内阁职位或重要部门一样，或者像作曲家有时必须为格里西20或拉布拉凯21在歌剧中安排一个角色，不是因为必须有这些角色，只是因为必须让格里西或拉布拉凯登上舞台……
政变22后过了一年半，费利克斯·皮亚从瑞士来到了伦敦。这个勇敢的新闻记者是由于一场官司出名的23，这场官司已被他写成一本枯燥的喜剧《第欧根尼》，剧中那些味同嚼蜡、毫无风趣的警句却赢得了法国人的欢心，后来他的《捡破烂的》在圣马丁门剧院上演又使他名重一时24，当时我已为它写过一篇文章。25费·皮亚是最后一届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山岳派”，不知怎么在议会中还与蒲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