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6/21页）

警察向雨果宣读命令是特别庄严的。一位警官来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读命令时，雨果把自己的儿子们叫来，与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后（像俄国的家长出门旅行以前一样），他站起来说道：“警官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书写历史的一页。请宣读您的文件吧。”警察本来以为会被赶出大门，不料事情如此轻而易举，雨果当即签了字保证离开，因此警察出门时对法国人的彬彬有礼（甚至请他坐在椅上）还啧啧赞赏。雨果走了，其他人也与他一起离开了泽西岛。他们大多只退到了格恩济岛，只有一部分人去了伦敦。在这件事上他们输了，驱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40

我们已经说过，真正的派别只有两个，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义派和强硬的社会主义派——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关于后者还没有谈过，可是在所有的法国流亡者中，他几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说路易·勃朗的观点是不确定的，它的各个方面都像用刀凿的一样鲜明。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体材料（在他所关心的方面，即法国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潜心进行思考，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与他写《十年史》和《劳动组织》的时期相比，并未前进一步。沉积和固定在他头脑中的，仍是从年轻时起便激动他的那些思想。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体中，蕴藏着勇敢无畏、坚强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跃，个性倔强，带有雕塑一般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完全是个法国人。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动，使他既灵活多变又沉着老练的外表显得优美动人。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体积中包含着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与他的对立面赖德律-洛兰相比，那么后者的庞大体积像一个吹了气的孩子，一个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镜下看到的小木偶。他们两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走进格列佛的游记。

路易·勃朗，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见的性格，他善于控制自己，具有无比的克制力，不论在激昂慷慨的公开演说中，还是在友好的谈话中，从来不会由于辩论而忘其所以，脸上总是含着微笑……然而也从来不会向对方屈服。他能言善辩，尽管讲话滔滔不绝，像个法国人，但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像个科西嘉人。

他关心的只是法国，知道的也只是法国，“除它以外”什么也不在他的话下。世界大事，科学发明，地震和洪水，只有在涉及法国时他才给予恰如其分的注意。与他谈话，听了他那些隽永含蓄的发言，那些趣味无穷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国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为他谈话时总是温和得体，富有教养，从不锋芒毕露，令人不快，也不会出现讽刺性的沉默——那种盛气凌人、有时显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风，正是我们与现代法国人交往时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与路易·勃朗比较熟悉以后，他内心的安详自如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他心里，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已经解决，那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出现，除了在次要的枝节方面。他一切都考虑到了，对他说来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个知道自己正确无误的人那样，他精神上毫无牵挂。对自己的个别错误，对朋友们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认，因此在理论上他没有什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坏之后，他对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一样。他的思想灵活只表现在日常事务和细节上，在总体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样从不变化的。对他接受的原则，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理性的冷风有时也会吹到它那里，它还是坚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从未测量过这些支柱的强度，因为他对它们一向深信不疑。这种头脑的宗教性质，这种从未感受过怀疑的痛苦的气质，仿佛在他周围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无法穿越这道城墙。41

他喜欢谈大道理，也许已经反反复复谈了许多年，从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驳，他自己也从未对它们产生过疑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例如：“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应该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等等。我有时便跟他开玩笑，打断了他的话，突然问道：

“这是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务，便是为社会造福。”

“如果大家只是牺牲，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玩弄词句。”

“野蛮人的概念混乱。”我笑道。

有一次他说道：“对精神的唯物主义观念，我怎么也想不通。精神和物质终究是不同的，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无从分开，但它们依然不是同一个东西……”看到这种论证毫无意义，他突然接着道：“您瞧，我现在闭上眼睛，想象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声音，那么这个形象的物质状态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