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第4/9页）

只有马志尼不相信他。

加里波第临走时说：

“我走了，心情很沉重：我的劝告对他不起作用，在时间到来以前，他还会采取他的行动！”

加里波第猜对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发动了几次不成功的起义；在皮埃蒙特，奥尔西尼被宪兵逮住时，手中几乎还拿着武器；在罗马，起义的领导中心之一被破获，我谈到过的35那个惊人的组织崩溃了36。惊慌失措的政府加强了警察统治，那不勒斯国王，那个残暴成性的懦夫，重又展开了血腥镇压。

这时加里波第忍耐不住了，发表了那封著名的信。他说：“这些不幸的起义，只有疯子或意大利事业的敌人才可能参加。”

也许，这封信不该发表。马志尼感到沮丧，不幸，加里波第带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的信与他对我讲的和当我面讲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天我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那高大端庄的形象从各部分看不一定好，但给人的总的印象却富有吸引力。这应该是一个“乐观而随和的老好人”，尽管额上的皱纹和斑白的头发都说明，烦恼在他身上不是没有留下痕迹。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财产都献给了革命，可是舆论对他却毫不姑息。他在4月和5月扮演了离奇而暧昧的角色，在6月扮演了软弱的角色，这使一部分红色人物离开了他，而蓝色人物也并没有因此接近他。37他的名字曾经作为革命的象征，在农民的嘴上流传，只是遭到了歪曲38，现在还有人提起他，但已少得多了。在伦敦，他这一派也逐渐销声匿迹，尤其是当费利克斯·皮亚在伦敦展开活动以后。39

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坐下之后，赖德律-洛兰开始向我高谈阔论了。

“革命只能从法国向周围辐射，”他说，“很清楚，不论你们属于哪个国家，你们必须首先帮助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事业。革命只能从巴黎输出。我非常清楚，我们的朋友马志尼不认为这样——他陶醉在自己的爱国主义中。意大利有奥地利骑在它的脖子上，有拿破仑的军队驻在罗马，它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巴黎，巴黎——这便是罗马，华沙，匈牙利，西西里；幸好巴黎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请别听错），充分准备！革命已经完成，这像白天一样清楚。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这一点，我考虑的是这以后的事，是怎么避免以前的错误……”

他这么谈了半个来小时，突然想起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在向群众发表演说，于是马上刹车，用最友好的口吻对我说道：

“您瞧，我跟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没有开口。赖德律-洛兰继续道：

“至于革命的具体实现，那是由于我们缺少经费才推迟的。这场斗争拖延了多年，我们的财力枯竭了。目前只要我们手边有十万法郎——是的，微不足道的十万法郎，后天或者大后天，巴黎就能爆发革命。”

“但这是怎么回事，”我终于问道，“这么富裕的民族，做好了起义的充分准备，却找不到十万或者五十万法郎？”

赖德律-洛兰有些脸红，但毫不踌躇地答道：

“对不起，对不起，您讲的是理论上的假设，可是我现在跟您谈的是事实，简单的事实。”

这我并不了解。

我告别时，赖德律-洛兰按照英国习惯送我到楼梯口，再一次向我伸出了巨人般的大手，说道：

“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我永远欢迎您的光临……那么，再见。”

“在巴黎吧？”我回答。

“怎么在巴黎？”

“您刚才要我相信，革命已近在眼前，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在这儿见到您。”

他有些困惑地看看我，因此我赶紧又说：

“最低限度，我真心希望这样——关于这一点，您想必不致怀疑。”

“要不，您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主人说，我们分手了。

科苏特是我第二次拜访时才初次见面的。情形是这样：我到达时，在会客室迎接我的是一位军人，他穿着半匈牙利式军装，通知我道，总督大人40今天不会客。

“这是马志尼的信。”

“我马上转呈，请稍候。”他向我指了指烟斗，又指了指椅子。过了两三分钟，他回来了。

“总督大人非常抱歉，今天不能与您见面，他正在赶写一封美国信件41……不过如果您肯稍候的话，他还是很高兴会见您的。”

“他的信很快写完吗？”

“至少到五点钟。”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一点半。

“哦，要等三个半小时，这不成。”

“那么您过后再来，好吗？”

“我住的地方离诺丁山至少三英里。不过，”我又说，“我没有什么急事要找总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