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第6/9页）

但是马志尼和沃尔采尔早已像西班牙人说的法国化45了。科苏特一边靠近他们，一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匈牙利发生起义的希望变得日益渺茫，他对他们的让步也日益增多了。

从我与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谈话可以看出，马志尼在等待意大利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一般说来，他对法国非常不满，但不能因此断言，我认为他“法国化”是错误的。在这件事上，一方面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起作用，它与各民族团结和世界共和国的思想不能完全协调；另一方面，法国在1848年没有为意大利做什么，而在1849年却竭尽全力压迫意大利，这使他感到愤恨。然而对当代法国的不满，并不表示他没有感染它的精神；法国革命思想穿着共同的制服，具有自己的仪式和信条；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成为独特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不爱法国，却盼望自己的祖国成为法国式的国家。这一切只是变奏，个别现象，它们的代数方程式还是相同的。

科苏特与我的谈话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他的目光和语言中包含的忧伤比愉快多；很清楚，他并不相信明天就会发生革命。东南欧的情况，他了如指掌，还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土耳其政府缔结的条约46中引用了一些条文，这使我感到惊讶。

“在我们起义的时候，你们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也给你们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危害47，”他说，“俄国支持奥地利——这是狭隘的、反斯拉夫民族的政策。理所当然，奥地利不会向俄国说一声‘谢谢’，难道你们以为，它不明白尼古拉不是帮助它，只是帮助一般的专制政权吗？”

至于俄国的社会状况，比起政治和军事方面来，他了解得少得多。这并不奇怪，我们自己的官员也有不少人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只了解一些皮毛，那些个别的、偶然的、毫无内在联系的现象。他以为国家农民是按代役制缴纳赋税的，还向我询问了农村公社和地主的权力。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

离开科苏特后，我问自己，除了对匈牙利民族独立的热爱，他与他的同志们有什么共同之点。马志尼幻想由意大利来解放全人类，赖德律-洛兰却希望在巴黎为它赢得解放，然后向全世界发布严格的指示，推行自由体制。科苏特恐怕并不关心全人类的问题，他对里斯本是不是很快会宣布共和，的黎波里的总督是否会成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的黎波里共和国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似乎相当冷淡。

这差别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又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来。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作为不顾实际条件的人，每隔两三个月总要努力作一次革命尝试：马志尼是发动起义，赖德律-洛兰是派遣代理人。马志尼的朋友们死在奥地利和教皇的监狱中，赖德律-洛兰的使者则死在朗贝萨和卡宴48；但是他们出于盲目信仰的狂热症，继续派遣自己的以撒49去作牺牲。科苏特从不作这种尝试；利别尼50用刀刺伤了奥地利皇帝，但他与科苏特没有联系。

毫无疑问，科苏特来到伦敦时是怀着更强烈的希望的，而且不能不承认，他也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陶醉。不妨回顾一下他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的庄严行列，那一路上受到的热烈欢迎；在美国，各地互相争论，要取得首先接待他、把他请进自己的城市的光荣。拥有两百万居民的高傲的伦敦城守候在铁路上，等待他的光临；市长的马车作好了迎接他的准备，市参议员、各部门的官员和国会议员簇拥着他，从人山人海的群众中穿过，大家高声欢呼，抛着帽子。当他与市长一起出现在市政大厦的阳台上时，迎接他的是雷鸣般的“乌拉”声，这是尼古拉不论靠威灵顿的保佑、靠纳尔逊的铜像51，还是靠赛马场上的翩翩风度，都无法赢得的巨大荣誉。

当拿破仑在温莎宫参加女王的宴会52，在伦敦市区与资产阶级举杯言欢的时候，傲慢的英国贵族跑回自己的领地去了，现在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尊严，坐了形形色色的马车，要来一睹著名鼓动家的丰采；高级官员也纷纷前来会见这位流亡者。《泰晤士报》皱起了眉头，但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吓坏了，于是开始咒骂拿破仑，想借此弥补自己的错误。

科苏特从美国回来时充满了希望，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在伦敦住了一两年，看到大陆的历史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在英国的土地上热情也冷却了，于是科苏特明白，起义已不可能，英国也不是革命的可靠的同盟者。

只有一次他重又燃起了希望，在英国人民面前再度鼓吹从前的事业，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