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第7/9页）

他改变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与沃尔采尔，也就是与民主的波兰，手携着手站在一起，那时波兰向联盟国53要求的只是发出号召，同意波兰冒险举行起义。毫无疑问，对于波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重建波兰得到承认，那么匈牙利还有什么问题呢？正因为如此，科苏特出席了1854年11月29日波兰人的大会，要求发言。也正因为如此，会后他与沃尔采尔一起访问了英国各大城市，为波兰进行广泛的宣传。科苏特当时发表的演说，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讲，都是非常出色的。但这一次他没有在英国引起轰动；尽管人民仍纷纷拥进会场，为雄辩家的才能大声喝彩，准备捐款，然而运动未能更进一步，演说也未能在其他人士，在那些可以影响议会，或者迫使政府改变路线的人士中间，引起同样的反应。1854年过去了，1855年到了，尼古拉死了，波兰没有前进一步，战争局限在克里米亚沿海一带；波兰民族的振兴毫无指望；奥地利成了卡在联盟国咽喉的一块骨头。何况大家盼望和平，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非军人出身的拿破仑获得了军人的荣誉。

科苏特重又退出了舞台。他在《阿特拉斯报》上的文章，他在爱丁堡和曼彻斯特就奥地利和罗马教皇的协议发表的演讲54，只能认为是个别现象。科苏特未能挽救自己的财产，也未能挽救妻子的财产。他过惯了匈牙利达官贵人的豪华生活，到了国外不得不挣钱养活自己；他这么做了，也从不隐瞒这一点。

他的家庭带有一种高贵而沉静的气氛，显然，它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件，它们扩大了每个人的胸襟。直到今天，科苏特的身边依然保留着一些忠实的信徒，他们起先组成了他的朝廷，现在只是他的朋友。

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近来他显著衰老了，冷落的处境使他忧心如焚。

头两年我们很少见面，后来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在怀特岛相遇，这地方不仅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最优美的风景区之一。我与他一起住在文特诺镇大约有一个月，这是在1855年。

在他离开前，我们一起参加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科苏特的两个儿子很漂亮，很可爱，他们与我的孩子们一起跳舞……科苏特站在门口，忧郁地望着他们，然后含笑指着我的儿子，对我说道：

“现在年轻的一代长大了，可以接替我们了。”

“我们能看到那一天吗？”

“这正是我在想的。不过目前让他们跳舞吧。”他又说，目光变得更忧郁了。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

可是父亲们能看到吗？能看到什么呢？那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在90年代55逐渐暗淡的夕阳照射下所向往的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法国和年轻的意大利，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所追求的那个时代，不是已成为明日黄花，这些人不是正在成为往事的忧伤的代表，在他们的周围已涌现出另一些问题，另一种生活吗？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目标——这一切对我们既是亲切的，又是陌生的……在节日安静的早上，教堂的钟声和礼拜声依然能激动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信念了！

这是伤心的真实情况——它们往往使人痛苦，烦恼，不敢面对它们，有时看到了也不愿讲。是的，这有什么必要？要知道，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癖好，一种病态。“但这是真实，赤裸裸的真实，唯一的真实！”话是这么说，然而我们的生活能容纳这样的真实吗？它不会损害它，像过强的酸性物质一样腐蚀容器的四壁吗？对它的爱好难道不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徒然使怀有这种爱好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

一年前，在一个我难忘的日子里，这思想给我的感触特别强烈。

那是沃尔采尔去世的一天，我在简陋的小房间里等待着雕塑师，老人已在这儿结束了他痛苦的一生。一个老女仆站在一边，用一支淌油的黄蜡烛头照着用大被单覆盖着的消瘦的尸体。他像约伯56一样经历了重重苦难，现在安息了，嘴唇上露着笑，信念已从失去光泽的眼睛中消失，另一个与他同样的狂热分子——马志尼给他合上了眼皮。

我爱这个老人，也可怜他，从未把我头脑中想过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我不想扰乱他正在熄灭的生命，他不知道这些已经够痛苦的了。他需要临终祈祷，不是真实情况。因此当马志尼在他垂死的耳边小声述说誓言和信念的时候，他是那么高兴！

1 有关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内容，在1866年赫尔岑编定《往事与随想》第五卷时，已被删节后移入该卷第四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