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四章（第5/11页）

大门口挤了不少人，警察从里边驱赶他们，后面的人却以超人的力量向前拥挤，人们在前后夹攻中动弹不得，无法前进一步，但后排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警察摆开阵势，手挽着手一起向前驱赶，我被前排的人挤得喘不出气，可是背后那些英勇的进攻者却毫不退让，我们被推着，挤着，终于突然发觉，已经被抛到了离门口十来步远的街上。

要不是一个认识的律师帮忙，我们根本进不了法庭，那儿已挤得水泄不通，但他领我们从一扇专用的门进入了大厅；最后我们总算坐下，一边擦汗，一边检查表和钱等等有没有丢失。

令人费解的是：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口比伦敦更多，更稠密，更骇人听闻，可是英国人偏偏在任何场合都不肯排队，宁可发挥顽强的拼搏精神，向前挤上两个小时，哪怕压坏了身体的某一部位也在所不惜。我已多次领教过剧场门口的拥挤情况，如果大家遵守秩序一个一个进去，大概半小时就走完了，但是由于他们一下子拥向门口，许多前排的人便被挤到了门的右边和左边，弄得他们火冒三丈，拼命从两侧向缓缓移动的中间部分挤压，尽管这对他们本人并无好处，但多少为他们肋部受到的痛楚报了仇。

有人在敲门。一位穿着假面舞会服装的先生喝道：“外面是谁？”门外边答道：“法官。”于是门开了，坎贝尔穿着皮大氅和女人睡衣似的大褂走进了屋子；他向四面鞠了躬，宣布审问开始。

对巴泰勒米案的看法，法庭，也就是坎贝尔，早已胸有成竹，它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尽管法国人千方百计要打乱他的思想，把他引入歧途，他还是坚持不渝。发生了一次决斗。一个人被打死了。双方都是法国人，都是流亡者，对荣誉抱着与我们不同的观念。难于弄清他们中间谁是对的，谁有罪。一个来自街垒，另一个好斗成性。我们不能让这事不受到惩罚，但不应该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打击外国人，何况他们都是纯洁的人，虽然愚蠢，但行为是高尚的。因此，谁是凶手，我们不想追究，说不定凶手是那个已经逃到比利时的人。对现在的被告，我们要指责的是他们参与了这件事，我们要求陪审团作出裁决：他们在杀人事件中是否有罪？如果陪审团裁决有罪，他们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判处他们最轻的刑罚，了结这件案子。如果陪审团裁定他们无罪，那么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可以无罪开释。

这对双方的法国人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支持库尔涅的一方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巴泰勒米身败名裂，得不到法庭的好感，因此虽不直接指名道姓，却把他当作杀害库尔涅的凶手加以指责。

巴泰勒米的几个朋友和他本人则尽量想使库尔涅和他的伙伴们出丑，声誉扫地，因为在警察侦查期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决斗用的手枪是向一个制枪工匠租的，决斗后手枪便送还了工匠。一支手枪中还装着弹药。审案开始时，工匠呈交的手枪证实，子弹和火药下多了一块破布，因此手枪无法射击。

决斗的情形是这样：库尔涅向巴泰勒米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巴泰勒米的雷管正常地打响了，但没有射出子弹；他换了一个雷管，情形还是照旧。这时巴泰勒米丢下手枪，向库尔涅提议用轻剑决斗。库尔涅不同意，大家决定再打一次枪，但巴泰勒米要求换一支枪，库尔涅当即同意了。巴泰勒米拿到手枪，开了一枪，库尔涅应声倒地。

由此看来，还给制枪工匠的那支装有弹药的枪，便是巴泰勒米原先使用过的。那块破布从哪儿来的呢？手枪是库尔涅的朋友帕迪冈经手借的，此人参加过《人民之声报》的工作，在六月事件中受了重伤，成了残疾。18

如果能够证明破布是故意塞在里边的，也就是对方蓄意杀死巴泰勒米，那么巴泰勒米的敌人们就会蒙受耻辱，永远抬不起头。

对于这个结果，巴泰勒米当然求之不得，哪怕为此判十年苦役或流放他也情愿。

在侦查中发现，从手枪中取出的破布确实属于帕迪冈，那是从他擦漆皮靴的布条上扯下的。帕迪冈说，他用那块布绕在铅笔上擦枪，也许转动时破布掉了一块在枪膛里，但是巴泰勒米的朋友们质问他，为什么破布是整齐的椭圆形，为什么没有折叠的皱纹？

巴泰勒米的对方准备了一大批证人，要替巴罗内和他的伙伴们辩护。

他们的策略是：巴罗内一边的辩护律师向他们询问库尔涅及其他人从前的经历，他们便趁机竭力歌颂这些人，但对巴泰勒米和他的助手则保持沉默。他们认为，本国人和“同一政治主张者”的普遍沉默，就足以在坎贝尔和旁听者眼中，大大抬高一方和降低另一方的威信。搜罗证人需要花钱，何况巴泰勒米没有这么多朋友可以听他指挥，要他们讲什么便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