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10/14页）

为什么他不在诺昂河中洗澡时淹死？为什么不在哪儿给火车轧死呢？那么他就可以不知道忧愁，在古物陈列室和小吃部，在碟子和音乐之间，逍遥自在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了。

1849年6月13日以后，我离开了巴黎；米勒在昂坦大街高呼“拿起武器！”的壮举，我已在别处谈过。1850年我回到巴黎，没有见到米勒，他在乔治·桑那里；不久我便被赶出了法国。两年以后，我在伦敦，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位先生举起夹鼻眼镜，正目不转睛地观看纳尔逊雕像，看过前面以后，又看它的右面。

“啊，这是他？好像是他。”

这时那位先生已在端详海军上将的背影。

“米勒！”我大声喊他；他没有马上理会：一个不高明的人塑造的不高明的雕像居然使他看得津津有味，但过不一会儿他便大喊一声“我的天！”扑到了我的身上。他已搬到伦敦居住，幸运之星变得暗淡了。不过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他正好也跑到了伦敦。一个浪荡子，只要身边有钱，不可能不上伦敦逛逛，否则便留下了一个空白点，难免遗憾终身，但是他即使有钱在伦敦也住不下去——没有钱更是连想都别想。

在伦敦必须货真价实地工作，像火车头一样不停地奔走，像机器一样正常地运转。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一天，他的位置就会有另外两个人争夺，如果他病了，那些给他工作做的人就会认为他死了，而那些该向他要钱的人却认为他还身强力壮。

米勒，米勒……你不再充当柏林的维吉尔，离开了维娅朵的沙龙，走出了乔治·桑的舒适农庄，还能上哪儿！你再也吃不到诺昂的鲜羊肉和阉母鸡了，再也享受不到从早上吃到晚上的俄国式早餐，从晚上吃到明天的俄国式晚餐了，再也见不到真正的俄国人了——在伦敦的俄国人都匆匆忙忙，局促不安，走投无路，哪有工夫照顾米勒。对，顺便说一句：再也见不到太阳了——在没钱买室内取暖的燃料时，它可以把你照得暖洋洋的，舒舒服服……这里有的只是雾和烟，永恒的工作，争夺工作的战斗！

过了三年，米勒显著衰老了，一条条皱纹越来越深——他落魄了，教课没有生意（尽管从德国人的标准看，他还是相当有学问的）。为什么他不回德国？这很难说，但是就德国人而言，尤其是米勒这种疯狂的爱国者，只要在德国以外住过几年，便会对祖国怀有不可克服的厌恶心理，与怀恋祖国正好相反。在伦敦他总是入不敷出。将近十年的谢肉节的狂欢生活就此结束，严峻的大斋期开始了，它把善心的浪荡子弄得无可奈何，神不守舍，每天得张罗生活费用；他东奔西走借些小钱，显得那么可怜，成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然而他还在写他的《厄利克》，还在幻想，一旦出书便可名利双收……但是《厄利克》还是难产，迟迟不能完成。米勒的消遣，除了啤酒，已只剩了一种：星期日搭廉价火车旅行。他花极少的钱坐极长的路，可惜什么也没看到。

“我上怀特岛，买的来回票（记得是四先令），明天一早就可返回伦敦。”

“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

“是的，然而这只要四先令呢……”

可怜的米勒，可怜的浪荡子！

不过，让他去怀特岛吧，哪怕什么也看不到，只要也看不到未来就好：在他的占星图上已没有一点光明，一个机会。这个可怜虫，他将凄凉寂寞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伦敦的大雾中。

1 这一章在赫尔岑生前没有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赫尔岑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对马克思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赫尔岑与马克思不认识，但由于思想上的距离，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巴枯宁和卡尔·福格特等人的影响，赫尔岑一直对马克思抱着很深的成见，不理解马克思的活动，并对他作了多次攻击，马克思也一再还击，这一切使两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他们的矛盾，根据后人的研究，大多只是出于误解，因此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这一章。

2 原文为德文，这本来是德国一些大学生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1849至1850年流亡在日内瓦时的一个小团体，这些人放浪不羁，酗酒闹事，自以为这便是与社会对抗的革命行动。1859年，卡尔·福格特在《我对〈总汇报〉的控告》中，竟用“硫磺帮”来称呼马克思等人，诬蔑他们是流亡者中的“诈骗集团”。这激起了马克思的愤怒，马克思于1860年发表了《福格特先生》一文给予还击。赫尔岑当时与福格特站在一边，这里的所谓“硫磺帮”也就是指马克思等人。

3 舒尔茨（1829—1906），德国革命者。1848年因参加巴登起义被捕，后越狱逃脱，1852年到美国定居，入美国籍，成为政界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