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

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沃尔采尔——1854至1856年的宣传活动——沃尔采尔之死

我看到了新的苦难和新的受难者！

《地狱篇》1

另一些不幸，另一些受难者等待着我们。我们是生活在昨天的战场上——周围尽是医院、伤员、俘虏和垂死的人。波兰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们受的折磨也比别人大，但他们顽强地生活着。离开国境时，波兰人与丹东相反2，心中怀着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低下头，却高傲地、森严地带着它走向世界各地。欧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战士的庄严行列面前敞开了大门。人民向他们致意问候，国王扭转了脸，不闻不问，让他们通过，佯装没有看见。他们的脚步声一时间惊醒了欧洲，它流出了眼泪，表示了同情，资助和鼓舞了他们。3波兰流亡者，这民族独立的义士的忧伤形象，始终留在人民的记忆中。在异国的二十年中，他们的信念没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时刻，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日子里，波兰人总是闻风而动，首先响应，正如沃尔采尔和老达拉什在1848年向法国临时政府所说的一样。

但是拉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哪怕名副其实的共和主义者想起波兰，也只是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义发出战争和起义的虚伪叫嚣4。大家明白这出戏是假的，但是从那时起，法国的资产阶级已把波兰（波兰只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张牌，正如意大利之于英国一样）撇在一边。巴黎不再有人谈论“被蹂躏的华沙”，只有关于波尼亚托夫斯基5的传说，还与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传，在民间木板画上还能看到这位将军戴着波兰军帽，骑着马在河中淹死。

从1849年开始，波兰流亡者经历了一段消沉苦闷的时期。这段时期在苦难重重中一直延续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尼古拉的去世。他们看不到一点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点生活的力量。克拉辛斯基6所预言的启示时代似乎到来了。流亡者与祖国切断了联系，被丢在河对岸，像树木无法汲取新鲜的树液一样萎谢了，干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国人，可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也仍然是外国人。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们，但是他们的不幸时间太长了，人们心中的善良感情从来不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何况波兰问题首先是民族问题，只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对外国压迫者这一点上才具有革命意义。

流亡者向前看，同样也向后看，他们总是期待着复兴，仿佛在过去除了独立，还有什么值得复兴的东西，可是独立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什么，这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7。难道还有比俄国更独立的国家吗？对复杂的、难以设想的未来社会组织方式，波兰从未提出过新的观念，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历史权利，以及按照互相帮助的正义要求帮助别国人民的意愿。为独立而斗争，这永远能赢得热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业。只有在本质上不属于民族的事，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问题，革命和反动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问题。

1847年，我认识了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8的人。那时领导中心设在凡尔赛，根据我的了解，它里边最活跃的分子是维索茨基9。我与他们不可能特别接近。他们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的，是符合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假设的话，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实。他们想知道的消息是哪里在组织暴动，准备摧毁俄国的国家机器，总是问我叶尔莫洛夫10参加没有……可是我能告诉他们的，只是当时青年中的激进主义思潮，格拉诺夫斯基的宣传，别林斯基的巨大影响，当时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斗争的两派，即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在社会观点上的差异。然而这在他们看来不是重要的。

他们有丰富的过去，我们却怀着伟大的希望；他们的胸口布满了刀伤，而我们只是在锻炼身体，要为未来的刀伤做好准备。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好像后备军人在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前。波兰人是神秘主义者，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吸引他们的是朦胧的神秘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动，人们可以把它想象得无限深远，无限高大，因为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可以生活在这种半睡眠状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静的研究，不需要锲而不舍的怀疑。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正如一个人在军营中一样，只能看到我们所不熟悉的中世纪的反光，或者他们可以在困难和疲倦的时刻跪在面前祈祷的十字架。在克拉辛斯基的诗篇中，《圣母痛苦经》11取代了民族的赞歌，它不是把我们引向生命的胜利，而是引向死亡的胜利，引向最后审判的一天……我们不想在信仰中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