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4/11页）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欧洲惊醒的几次震动是：克拉科夫事件22，梅罗斯拉夫斯基案件23，然后是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战争24和意大利的“复兴运动”25。奥地利以帝国的大屠杀回答了起义，尼古拉拿不属于他的克拉科夫酬谢了它，但是平静没有恢复。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兰人烧毁了他的宝座。沃尔采尔带领波兰民主派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波兰问题。拉马丁用冷淡的外交辞令接见了他。共和国与帝国不同，重视的是和平。

希望的时刻一眨眼便过去了，波兰错过了机会，整个西欧也错过了机会；帕斯克维奇26报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陷落之后，已没有什么可等待了。沃尔采尔不得不离开巴黎，迁移到了伦敦。

1852年末，我在伦敦见到他时，他是欧洲委员会27的成员。他敲着所有的门，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继续工作和希望，劝说和请求，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得吃饭，于是他开始教数学、绘图、甚至法语。他咳嗽，气喘，为了挣两个先令，至多半个克朗，得从伦敦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然而他还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给自己的同志们。

他没有灰心，但身体搞坏了。伦敦的气候（潮湿，煤灰，见不到阳光）对他的肺病是不利的。沃尔采尔逐渐衰弱，但还是坚持着。这样，他活到了克里米亚战争，但我几乎想说，他不能，也不应该活过这次战争。他和科苏特一起前往英国各地巡回演讲时曾对我说：“如果波兰现在不能有所作为，一切便都完了，即使不是永远完了，也得经过很长很长的时期才能翻身，我最好还是闭上眼睛。”在各个主要城市的群众大会上，科苏特和沃尔采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募集到不多的一些钱，但也仅此而已。英国议会和政府十分清楚，人民的浪潮什么时候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什么时候才真的构成威胁。强大稳定的内阁由于提出了“阴谋法案”，便在海德公园群众大会的阴影中垮了台。但科苏特和沃尔采尔召集的群众大会，目的是要促使议会和政府承认波兰的权利，向波兰的解放事业表示同情，它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力量。保守派作出的可怕回答是无法反驳的：“在波兰一切都平安无事。”现在要政府做的不是承认既成事实，而是发出号召，鼓动革命，唤醒波兰。英国的社会舆论还不能走得这么远。何况大家希望的是尽快结束这场刚刚开始的战争，它的代价太昂贵，实际上毫无益处。

在群众大会之间，沃尔采尔不时返回伦敦。他太聪明了，不可能不明白事情毫无指望，他显然老得多了，心情抑郁，火气很大；他展开了狂热的活动，像垂危的病人在寻找一切医疗方法，怀着不祥的预兆和顽强的意志，重又回到伯明翰或利物浦，从讲坛上为波兰发出悲歌。他在我心头引起了深深的哀痛。但是他怎么会相信英国会拯救波兰，拿破仑的法国会号召革命呢？他怎么会对那个允许俄国进军匈牙利，允许法国进军罗马的欧洲寄予希望呢？难道马志尼和科苏特在伦敦的存在本身，还没有响亮地提醒他，它已经堕落了吗？

……大约就在这时，在年轻的波兰流亡者中间长期蕴积的对中央领导机构的不满，开始发出了声音。沃尔采尔愣住了——他没有料到这个打击，然而它的出现是十分自然的。

聚集在沃尔采尔身边的一小群人，根本达不到他的水平。沃尔采尔明白这一点，但与这个合唱队相处惯了，不免处在它的影响下。他以为是他在领导他们，可是他们作为合唱队，站在他的后面，却要把他推向他们想去的地方。唯有沃尔采尔达到了他可以自由呼吸，感到心情舒畅的高度，他的合唱队却行使着小市民亲族的任务，拼命在把他向下拉，要把他拉进流亡者中卑污庸俗、争名夺利的圈子。早衰的老人在这个圈子中，不仅身体上的气喘医不好，还得了精神上的气喘。

这些人不理解我提出的联合28的重大意义。他们把这看作给他们的事业涂上一层新的色彩的手段：陈词滥调的不断反复，爱国主义的老生常谈，公式主义的回忆往事——他们已觉得这一切索然无味，有些厌倦了。与俄国人的联合提供了新的兴趣。此外，他们指望依靠俄国人的宣传，使自己濒临绝境的事业重振声威。

我与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没有取得真正的理解。他们对俄国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因此要我写一份“信仰声明”之类的东西予以公开发表。我写了《波兰人宽恕我们》，他们要求在措辞上做些修改，我照办了，尽管我根本不同意这些意见。作为对我的文章的答复，莱·津科维奇29写了一份对俄国人的呼吁书，把原稿送给我看。它毫无新意，还是几句老话，搬弄一些过去的事，加上一些天主教的调子。把它译成俄文以前，我向沃尔采尔指出原稿的荒谬之处。沃尔采尔同意我的看法，请我晚上向领导中心的成员们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