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5/11页）

这时便出现了特利索坦和瓦迪乌丝的不朽场面30——正是我所批评的那些地方，他们却认为是拯救波兰所必不可少的。至于天主教的用语，他们说，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他们希望与人民站在一起，而人民热爱自己受迫害的母亲——天主教会。

沃尔采尔支持我。但是他刚开始发言，他的同志们便大叫大喊。沃尔采尔被烟味熏得不断咳嗽，什么也讲不成。他答应我会后与他们谈一下，坚持作重要修改。过了一星期，《波兰民主者》31出版了，呼吁书照登不误，没有改一个字，我拒绝把它译成俄文。沃尔采尔对我说，他也对这件事感到奇怪。我向他指出：“您觉得奇怪，这还不够，您为什么不制止它发表？”

我已看得很清楚，对沃尔采尔说来，问题迟早会变成这样：或者与领导中心当时的成员分手，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或者与我分手，照旧与自己的“革命未成年人”待在一起。沃尔采尔选择了后者，我为此感到忧伤，但从未埋怨他，也没对他生气。

现在我得谈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节问题了。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时候，一切是这么决定的：全部印刷开支（纸张、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负担。领导中心按照他们运送波兰小册子的路线运送我的俄文书报。我免费供应他们负责输送的一切，我认为，我已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结果他们认为这还不够。

领导中心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为了募捐，决定向波兰派遣密使。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辅，可能的话还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国人中进行宣传，因此要我写几封信。我拒绝了——怕给朋友们惹来麻烦。他出发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维奇，他当即问我：

“您为派遣密使出多少钱——指您本人？”

我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们的拮据状况，因此说，我愿意出十镑（二百五十法郎）。

“怎么，您这是开玩笑不是？”津科维奇问，皱起了眉头，“他至少需要六十镑，可是我们还缺四十镑。这件事不能就此罢休，我跟大伙商量一下再来找您。”

真的，第二天，他与沃尔采尔，还有领导中心的两个人来了。这一次，津科维奇干脆指责我不愿为派遣密使提供足够的资助，尽管我同意把俄文书刊交给他带去。

“对不起，”我答道，“你们决定派遣密使，你们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费用也应该由你们负担。沃尔采尔在这里，让他来提醒你们当初讲定的条件。”

“废话少说！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现在身无分文？”

这种口气终于使我感到厌恶。

“您好像没有读过《死魂灵》，”我说，“要不，我得请您想一想诺兹德廖夫，他给乞乞科夫看他的领地时说，边界这边是他的，边界那边也是他的。32这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分摊了工作和负担，可是您却要把这两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账上。”

这位身材瘦小、脾气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开始大声嚷嚷什么荣誉等等，讲了不少毫无意义、毫不客气的话，最后问我：

“那么您希望怎样？”

“很简单，请您不要把我当作专管掏钱的大老板，也不要像一个德国人在他的小册子中称呼我的那样，把我当成民主派的银行经理。你们对我的财产考虑得太多，对我本人又考虑得太少……你们错了……”

“等一下，等一下……”立陶宛人气得脸色发白，急忙说。

“我不能让这谈话再继续下去了。”沃尔采尔终于站起来讲话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墙角边。“否则我只得走开。赫尔岑先生，您是对的，但是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密使必须派遣，可是钱却没有。”

我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这样，应该先问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么，但不应强迫我做什么，这种粗暴的方式叫我讨厌。我可以付钱，这纯粹是为了您，至于你们，先生们，请注意，这是最后一次。”

我把钱交给了沃尔采尔，大家便闷闷不乐地分手了。

在我们的圈子里，关于财务问题通常是怎么办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1852年我到达伦敦后，与马志尼谈到意大利党内资金短缺时，我告诉他，在热那亚，我曾劝他的同志们对各人的收入实行征税，无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这大家都会同意，”马志尼说，“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等他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付了。我早已想为意大利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它对我就像祖国一样亲切，因此我愿意从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这大约有两百镑，现在先付一百四十镑，还有六十镑暂时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