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3/11页）

当他拿到第一张校样时，兴奋得喊道：“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诞生了……这一张纸，一张沾满油污的纸，勾销了我心头多少不愉快的回忆啊！”17

这以后，他时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说道：“我们应该合作，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干的是同一件事……”

1853年11月29日波兰起义纪念日，沃尔采尔在汉诺威公寓召开了大会，我在会上发了言。我讲完后，沃尔采尔在热烈的掌声中拥抱了我，噙着眼泪与我亲吻。

“沃尔采尔和您刚才在讲台上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意大利人（纳尼伯爵）临走时对我说，“我觉得，那个瘦弱、高尚、头上已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着您强壮结实的身体，似乎是波兰和俄国的缩影。”

“我得补充一句，”我说，“沃尔采尔向我伸出手，拥抱了我，这是他以波兰的名义宽恕了俄国。”

确实，我们可以一起前进，但事实不是这样。

沃尔采尔不是一个人……不过我们首先要谈的还是他。

沃尔采尔出生时，他的父亲（立陶宛一个富裕的贵族，与埃斯泰哈泽家和波托茨基家18，也许还有别的大家族，都有亲戚关系）通知了五个庄园的管家，要他们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都来参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礼，以便终生记住老爷为这件大喜事给予他们的款待。这是在1800年19。伯爵给了儿子最光辉的多方面的教育。沃尔采尔是数学家，语文学家，熟悉五六国的文学，早年就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同时又是一个富家公子，属于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没落的波兰几个最兴旺的时期之一）波兰社会的最上层。沃尔采尔很早就结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义爆发时，才开始“真正的”生活。这时，沃尔采尔抛开了一切，把整个身心投入了政治运动。起义遭到了镇压，华沙陷落了。斯坦尼斯拉夫伯爵与其他人一样丢下家庭和财产逃出了国境。

他的妻子不仅没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关系，因而得到宽恕，保留了一部分财产。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们将会看到，她怎样教育他们，但首先，她是教育他们忘记自己的父亲。

这时期，沃尔采尔经过奥地利到了巴黎，开始了无限期的流亡生涯，身无分文。但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像别尔纳茨基一样过着隐修士节衣缩食的日子，热烈地开展使徒式的宣传活动，这工作他一直干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阴暗的猎人街上一幢简陋的公寓中潮湿的底层房间里停止呼吸为止。

改组领导波兰革命运动的政党，加强宣传工作，团结一切流亡者，准备新的起义，为此而从早到晚奔走鼓吹，为此而生活，这便是沃尔采尔一生的主题，他从未离开它一步，一切都从属于它。为了这个目标，他结识了法国的一切革命活动家，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到赖德律-洛兰；也为了这个目的，他成了共济会员，与马志尼的拥护者，后来又与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沃尔采尔坚定地、公开地举起了波兰的革命旗帜，与恰尔托雷斯基21一派对抗。他相信，起义是葬送在贵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阶级看作波兰解放事业的敌人，要建立纯粹的民主主义新波兰。

沃尔采尔是正确的。

波兰的大贵族真诚地忠于自己的事业，但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始终是旧的波兰，不是新的波兰，他们的理想便是恢复旧的波兰，它建立在回忆上，也同样建立在主观愿望上。单单以天主教为立国之本这一点，就足以使波兰停留在落后状态，加上骑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沃尔采尔与马志尼合作，是为了把波兰的事业与全欧洲的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很清楚，他必须在波兰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寻找基础。起义只能从这些阶级中发动。贵族可以参加运动，农民可以吸收，但领导权永远不能掌握在他们手中。

也许，沃尔采尔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要走的是西欧革命已走过、但走不通的老路，把这条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选择了这条路，便坚决地走到底。客观情况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在波兰，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尔采尔经常面向的那些阶层，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间成长和壮大的阶层，那么它还在哪里？

不论我们对革命和革命的途径在看法上存在什么分歧，但不可否认，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会的中等阶层和城市工人取得的。没有城市爱国力量，马志尼能做什么？加里波第又能做什么？要知道，波兰问题纯粹是爱国主义问题，沃尔采尔本人最关心的也只是民族独立问题，不是社会变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