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8/14页）

我一生中还从未见到过这种活跃的懒汉，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又无所事事。晚上十一点多钟，他筋疲力尽，满头大汗，满身灰尘，没精打采，气喘吁吁地走进了屋子，朝沙发上一躺——你以为他这是回到了自己屋里吗？根本不是，他是走进了斯坦利酒家的文学沙龙，在那儿开怀畅饮……他的酒量大得惊人，不断敲打壶盖，堂倌不用问，便知道又得给他添酒了。这里全是些退出舞台的演员，不写文章的文学家，他便在这些人中间高谈阔论，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什么考尔巴赫71和科内利乌斯72画得怎么样，拉博切塔73（！）今晚在王家歌剧院唱得怎么样，以及思想怎么扼杀了诗歌，破坏了绘画，减少了它们的直感性等等，然后他突然一跃而起，想到明天早上八点他还得去找帕萨拉尼埃74，一起上埃及博物馆参观新发现的木乃伊——这必须八时到达，因为九点多钟一个朋友答应带他去参观英国公使的马厩，看看英国人怎么饲养马。蓦地想起这些以后，米勒慌忙向大家道一声歉，喝干了杯中的酒走了；临走，不是忘了眼镜，就是忘了手帕或小鼻烟匣。他跑进斯普里河那边的一条小街，登上四层楼，匆匆睡了一觉，又赶紧起床，免得既不需要帕萨拉尼埃、也不需要米勒博士的那个三四千年前去世的木乃伊等得不耐烦。

他的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因为他把钱都花在喝酒和看赛马上了，只得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对山珍海味和精美的饮食一直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然而当命运向他露出笑脸，那不幸的向往可以变为现实时，他能庄严地证明，他不仅对质量怀有敬意，也同样重视数量。

尽管命运对德国人并不宽厚，尤其在语文学领域，但米勒还是幸运的。他偶然落进了俄国的流动社会75，那里的人大多年轻而富有教养，于是他如鱼得水，可以在那儿大吃大喝。这是他一生中最悠闲自在的诗意阶段，那享乐的年代！人不断变换，筵席却继续不断，不变的只有米勒一人。从1840年起，谁没有在他的带领下游览过博物馆，谁没有听他介绍过考尔巴赫，谁没有跟他一起参观过高等学府？那是崇拜日耳曼文化的黄金时期，俄国人怀着景仰的心情来到柏林参观访问，在这片哲学的土地上，这片黑格尔踩踏过的土地上流连忘返，与米勒一起喝祭神旨酒，吃斯特拉斯堡馅饼，一起怀念黑格尔和他的学生们。

不论哪一位德国人的世界观，恐怕都经不起这类事件的冲击。德国人不能单靠对立统一法则，把黑格尔研究，哪怕是根据马海内克、巴德尔、韦尔德、沙莱尔、罗森克兰茨76，以及一切早已销声匿迹的40年代名流的小册子进行的研究，与斯持拉斯堡馅饼和香槟酒统一在一起。对他们说来还是这样：如果要斯特拉斯堡馅饼，就得当银行家，如果要香槟酒，就得当普鲁士军官。

米勒很满意，他找到了科学和生活结合的巧妙途径，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天可以安静。一个俄国家庭坐上驿车（后来是火车）前往巴黎时，便像打羽毛球似的把他丢给了另一个刚从肯尼斯堡或什切青来的俄国家庭。送走了一家，他又赶紧迎接另一家，告别的苦酒之后接着便是新朋友见面的甜酒。但是哲学炼狱的导游人维吉尔，他把北方的新信徒领进柏林生活，同时打开了纯粹思维和德国酒会的大门。我们那些心地纯洁的同胞，丢下了旅馆里整洁的房间和精美的饮食，怀着仰慕之心与米勒一起走进了乌烟瘴气的小酒店。他们全都陶醉在无拘无束的大学生生活中，德国烟草的恶劣气味对他们也是甜蜜而愉快的。

在1847年，我也分享过这种乐趣，仿佛我的社会价值也一下子提高了，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酒店里遇到奥尔巴赫77，他在那里用漫画风格朗诵席勒的《人质》，讲有趣的名人轶事，例如，有一位德国将军在杜塞尔多夫为宫廷购买几幅名画，将军对画的大小不满，认为画家想糊弄他，少给了尺寸，于是说道：“很好，但是太小。皇上喜欢大些的画，皇上洞察一切；上帝更聪明，但是皇上还年轻”等等。除了奥尔巴赫，那儿还有两三个柏林的（这地名对40年代的俄国人多么富于魅力啊！）教授，其中一人穿着军装式礼服，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演员，对当代的舞台艺术很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是得不到赏识的天才。这位怀才不遇的塔尔马78只得每晚在这里大唱“菲埃希行刺路易-菲力普”，唱到切赫对普鲁士国王的枪击79，便压低了一点嗓音：

镇长切赫的失败，

叫人永远无法忍受，

他的子弹只打穿了

一国主母的上衣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