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2/14页）

“波兰和俄国来了，可是意大利没有到，等发生新的人民起义时，我不会忘记马志尼和萨斐的这笔账。”

他走时气呼呼的，带有威胁的神气。我看看沃尔采尔那讥刺的笑容对他说道：

“俄国请波兰共进晚餐。”

“那么意大利只好完蛋了。”沃尔采尔说，一边摇摇头。我们走了。

金克尔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是最杰出的一个。这人的行为无可指责，工作辛辛苦苦，不论说来多么奇怪，这在流亡者中还是极少见的，然而金克尔却被卢格看作眼中钉，为什么？这很难说明，正如无神论的鼓吹者卢格怎么会成为新天主教派龙格11的朋友一样不可思议。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千百个派别中一派的首脑。

看到他，我总觉得奇怪，这个宙斯式雄伟脑袋怎么会生在一个德国教授的肩上，这个德国教授又怎么会跑进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来负了伤，又落进了普鲁士的监狱？也许比这一切更叫人纳闷的是，这一切加上伦敦，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他还是德国的教授。他身材魁梧，满头白发，胡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肃然起敬——但这副相貌赋予了他一种当官的气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严和架势，使他的眉宇之间显得有些自负。这种气质在现代的牧师，妇科医生，尤其是催眠术家，专门保卫道德的律师，以及英国贵族化大饭店的茶房领班身上，也可以看到，只是表现略有不同而已。金克尔青年时代醉心于神学；摆脱神学后，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个教士。这并不奇怪，哪怕拉梅内12，尽管深深铲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着神父的仪表。金克尔讲话深思熟虑，不慌不忙，显得四平八稳，毫无棱角，似乎在诲人不倦地进行说教。他装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真正满意的还是他自己。

他在萨默塞特大厦和几所高等学校教书，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公开讲授美学——这使那些在伦敦挨饿的、游荡的德国三十四个邦的解放者不能宽恕他。在美国各报上，金克尔经常受到攻击，它们成了德国谣言的主要排水沟；在每年照例要为纪念罗伯特·勃鲁姆13，为纪念第一次在巴登举起盾牌、第一次对奥地利人挥舞宝剑14等等而举行的人数不多的大会上，金克尔也总会遭到指责。他的同胞全都在咒骂他，这些人永远不知道吸取教训，永远要向人借钱，又从来不知道归还，谁不肯借，他们便随时准备把他说成间谍或强盗。金克尔从来不屑于回答……那些耍笔杆的家伙叫了一阵，也就像克雷洛夫描写的那样退却了。15不过偶尔还会有一只肮脏的毛茸茸的小狗，从不知哪个德国民主派的地洞里蓦地跳将出来，在一份谁也不读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小文章，向他狺狺而吠，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不禁使人想起蒂宾根、达姆斯塔特和不伦斯威克-沃尔芬比特尔16等地纷纷揭竿而起的那个幸福的时代。

在金克尔的家中，在他的讲堂上，在他的谈话中，一切都是美好而聪明的，但是车轮上似乎缺少一点机油，因此一切都运转不灵，没有吱吱声，但走得没精打采。他的谈吐一向生动有趣，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钢琴家，弹的曲子美妙悦耳，可是家中却沉闷得要死。只有孩子们跳跳蹦蹦，带来了一点活跃的气息，他们那明亮的小眼睛，那清脆的嗓音，虽然不够庄重，但……似乎给车轮增加了一点机油。

“我是一个具备各种可能性的人。”金克尔不只一次对我这么讲，用这话说明他介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地位。他认为，他可能在未来的德国成为未来的部长。我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的夫人约翰娜对此却深信不疑。

不妨顺便谈谈他们的关系。金克尔经常保持着庄重的外表，她则总是对他惊叹不已。在他们中间，哪怕谈到最平凡的日常事务，也要使用高尚喜剧（德国的市民式文雅喜剧！）和道德小说中的词句。

“最亲爱的约翰娜，我的天使，”他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说道，“你这么善良，再给我斟一杯好茶吧，你煮的茶味道香极了！”

“这茶这么合你的口味，使我太高兴了，亲爱的哥特弗里德。亲爱的，请给我加几滴奶油。”

于是他给她滴了几滴奶油，一边含情脉脉地瞧着她，她则报之以感激的目光。

约翰娜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坚持不懈，简直叫他受不了；有雾的日子，她总要在一条特制的腰带上给他别一支手枪，叮嘱他千万别吹风着凉，要当心坏人，不要吃不卫生的食物，尤其要提防女人的眼睛——这是比所有的风和鹅肝馅饼更危险的……总之，她用自己强烈的嫉妒和不可克制的、永不衰退的爱情害苦了他。但另一方面，她让他相信，他是天才，至少不比莱辛差，他将成为德国未来的施泰因17。金克尔相信这是真的，但在外人面前，当她的吹捧超过限度时，不得不亲切地制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