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4/14页）

在一个主要组织的一次大会上，厄克特又大放厥词，发挥自己的先入之见，竟然忘乎所以，指责科苏特是个不可信任的人，如果他还没有被俄国收买，那么一定处在一个显然在为俄国卖力的人的影响下……这个人便是马志尼！

厄克特像但丁的弗兰采斯加29，这天再也讲不下去了。他提到马志尼的名字，便引起了震耳欲聋的嘲笑声，以致戴维本人也发现，他不仅不能靠弹石器打死这个意大利的歌利亚30，还会扭伤自己的胳臂。

如果有个人认为，并公开宣称，从基佐和德比到埃斯帕特罗31、科布登32和马志尼，都是俄国间谍，这对马克思（天下第一号怀才不遇的天才）周围那帮得不到大家承认的德国政治家说来，自然如获至宝。这些人出自无法施展的爱国抱负和骇人听闻的自命不凡，建立了一所高等学府——造谣学校，对政治舞台上一切比他们幸福的人，无不百般猜疑。他们缺少的只是光明正大的名义，厄克特把它给了他们。

戴·厄克特那时对《广告晨报》33（一份靠最奇怪的方式维持的报纸）有很大影响。这份报纸不论在俱乐部里，在大书报摊上，还是在正派人的案头，都不能找到，但它的发行量却超过了《每日新闻》，直到最近才在《每日电讯报》《明星晨晚报》等廉价报纸的竞争下退居次要地位。《广告晨报》纯粹是英国现象，这是饮食业的报纸，任何一家酒店都不会没有它。

马克思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便是靠厄克特和饮食店顾客与《广告晨报》搭上关系的34——“哪里有啤酒，哪里便有德国人”。

一天早上，《广告晨报》突然提出了问题：“巴枯宁是不是俄国的间谍？”35——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这行径如此卑鄙，甚至并不特别同情巴枯宁的人也被激怒了。

对此事不能置之不理。尽管不愿意，我还是与戈洛36一起在联合抗议书上签了名，此外别无选择。我又请马志尼和沃尔采尔一起签名，他们马上同意了。看来，有了波兰民主派领导中心主席和马志尼这样的人物作证，一切总该解决了。但是德国人还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与戈洛温展开了最无聊的论争37，而后者之所以乐此不疲，也只是为了给伦敦酒店里的读者消闲解闷。

我的抗议，我给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写的信，一定引起了马克思对我的不满。大致正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从大肆吹捧变成了大肆挞伐。现在他们不再给我写颂词，像《来自彼岸》和《意大利书简》38出版的时候那样，而是这么谈论我，说我“像一个狂妄的野人，居然敢于高高在上地对待德国”。39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小徒弟写了一本书攻击我，寄给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后者不愿出版。于是他在《领导者》40上发表了上面谈的那篇文章（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的）。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不久，马克思集团中又添了一员戴脸甲的骑士，他名叫卡尔·布林德，当时他是马克思的随从，现在则是他的敌人。由于美国驻伦敦领事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布林德便在纽约报纸的通讯上说道：“在这次宴会上有一个俄国人，他便是亚·赫，一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人。赫与马志尼、科苏特、萨斐等有密切关系……这些人都站在运动的领导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让一个俄国人接近他们是很不谨慎的。我但愿他们的悔悟不致太迟。”

这是布林德本人写的，还是他的助手写的，我不知道——我手边现在没有它的原文，但我可以保证意思无误。

在此我必须指出，不论布林德也好，马克思也好，我与他们都素不相识，这仇恨纯粹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并非出自个人恩怨，我只是他们献给祖国的祭品——出于爱国主义的需要。再说，在美国领事的宴会上没有德国人，这叫他们恼火，他们便向俄国人发泄怨气。41

这次宴会使大西洋两岸的人都议论纷纷，原因是这样的。皮尔斯总统42为了与旧欧洲各国政府赌气，干了各种幼稚行为。这一方面可以在国内赢得更大声誉，另一方面可以转移欧洲各激进党派的视线，掩盖他的全部政策的主要立足点——悄悄地巩固和扩大奴役制度。

这是索雷43担任驻西班牙大使，罗伯特·欧文的儿子44任驻那不勒斯公使的时候，这以前不久，索雷与杜尔戈进行了决斗45，还不顾拿破仑的命令，坚持要通过法国前往布鲁塞尔，使法国皇帝难以拒绝。美国人说：“我们的大使不是给各国国王，而是给各国人民派出的。”正是出于这个思想，他们才给一切现存政府的敌人举行了这次外交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