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

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教师和推销员——小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耍笔杆子——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劳而获者——俄国人——小偷——探子

（写于1856—1857年）

……谈过“硫磺帮”（这是德国人自己给马克思一伙人取的诨号）以后，继续谈底层的渣滓和污泥是很自然的，两者距离不远；这些污泥是在欧洲大陆的冲突和动乱中被漂送到不列颠海岸的，它大多聚集在伦敦。

可以想象，革命和反动像间歇性热病一样败坏了欧洲的机体，它们的每次涨潮和退潮，都从大陆挟带了不少互相对立的因素，丢在英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随着波浪冲上海岸，一层层堆积在伦敦的沼泽和洼地中。他们的精神结构在不断的结合和再组合中，形成了各种类型，具有各种混乱的观念和思想，各种抗议和乌托邦幻想，各种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莱斯特广场的每一条小街，每一家酒楼和饭店，每一条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们。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那儿“住着一些可怜的外国人，他们戴的帽子已经旧得谁也不会再戴，他们的脸上连不该长胡子的地方也生出了胡子，这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居民蛰伏在这儿，他们使欧洲一切强大的国王提心吊胆，唯独英国女王不怕他们。”是的，那些来自异乡客地的人们确实坐在那儿的饭店和酒馆里，面前放着掺冷水的、掺热水的、或者完全不掺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里的苦啤酒，嘴里讲着更苦的话，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已无力参加的革命，指望着永远不可能收到的亲族的接济。

在他们中间，什么怪物、什么奇人我没有见过啊！在这些酒店里，这儿坐着一个老派共产主义者，他在博爱的名义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儿坐着一个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爱国的名义下，出于对他既不认识也一无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诚2，开枪打死过自己的亲兄弟；这儿坐着一个匈牙利人，正在大谈他怎样率领五个匈牙利革命军战士打退一支奥地利骑兵部队，为了使自己更富于军人气概，他把军装纽扣从脖子起全都扣得紧紧的，尽管这件军装的大小说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儿又坐着一个德国人，他为了解决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问题，只得教音乐，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学和艺术；这儿坐着一个无神论世界主义者，他可能属于库尔-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尔民族，但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里都是劣等民族；那儿又坐着一个忠于天主教和独立运动、保持古老传统的波兰人，可是他的旁边却是一个把独立运动与反对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人。

这儿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其中有的是批发商或公证人，他们与祖国不告而别只是为了躲避债权人或委托人，他们认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产者，他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偿还一切债务，恢复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边的人却相信，不用多久，红色政权就会由“玛丽安娜”3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边的人又深信，奥尔良王族已在克莱蒙4整装待发，公主们都定制了漂亮的礼服，准备凯旋返回巴黎，参加庄严的入城仪式了。

在保守派中还有一种“犯了罪，但由于审判时缺席，未能最终判刑”的被告，只是他们比富于热烈想象的破产人和公证人激进一些，因为这些人在祖国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现在便千方百计要把这些普通的不幸说成是政治的不幸。这种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说明。

我有个朋友为了开玩笑去找婚姻介绍人。介绍人向他要了十个法郎，便开始询问，他要什么样的新娘，白皮肤的还是黑皮肤的，多少陪嫁等等。圆滑的小老头把这一切记了下来，接着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后询问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贵族，便大为高兴，然后又再三表示歉意，并声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职业守则，问道：

“您有过什么不幸吗？”

“我是波兰人，现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没有祖国，没有权利，没有财产。”

“最后一点是不利的，但是请问，您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开亲爱的祖国的？”

“由于最近的一次起义。”（这是在1848年。）

“这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