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3/11页）

顺便谈谈音乐会；在德国人中，乐师一般说是比较轻松的，伦敦市区和郊区每天需要的乐师数量相当大。除了剧场、私人音乐课和小市民的简陋舞会，大型音乐演奏也到处都有：阿盖尔音乐厅，克莱莫恩娱乐场，卡西诺俱乐部，歌舞咖啡厅，歌女穿紧身衣的歌舞厅，女王剧场，考文特花园，厄克塞特音乐厅，水晶宫12——总之，上自圣詹姆斯宫，下至每条大街的拐角，都是乐师的用武之地，它们足足可以养活两三个德国小公国的居民。这些人白天幻想未来的音乐，幻想罗西尼怎样匍匐在瓦格纳面前13，不用乐器在家里默诵和研读《汤豪舍》14的乐谱，晚上便跟着退伍的军队鼓手长和手执象牙棒的小丑角，接连演奏四个小时《马利安》波尔卡舞曲或《花与蝴蝶》雷多瓦舞曲15，这样，一个穷苦的德国佬一个晚上可以挣两个到四个半先令，然后在黑夜中冒雨跑进德国人集中的小酒店，与我从前的朋友克劳特和米勒一起喝酒——这个克劳特六年来一直在塑造一个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样；至于米勒，他还是在写他那部写了二十六年还没有完成的悲剧《厄里克》，十年前他已给我念过，五年前又念了第二次，要是我没有与他争吵，也许现在又得向我念第三次了。

我与他是为了乌尔班将军发生争执的，但关于这事我已在别处讲过了……

德国人想赢得英国人的欢心，但不论他们怎么做都不能奏效。

有的德国人在老家屋里到处吸烟，吸了一辈子，吃饭要吸烟，喝茶要吸烟，睡觉和工作时也要吸烟，可是到了伦敦，他们再不在自己熏黑的、弥漫着煤烟味的起居室内吸烟，也不让客人吸烟。有的德国人在自己的祖国，一辈子都上酒店喝酒，在那儿跟老朋友一起吸烟斗，可是在伦敦，走过酒店时连瞧也不瞧一眼，要喝酒，便打发使女拿了杯子或牛奶壶把啤酒买回家中喝。

有一次，我当着一个德国侨民的面给一位英国夫人发信。

“您怎么啦？”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不禁扔下了信，以为他在信封上看到了蝎子呢。

他说：“在英国，信总是折成三折，不是折成四折的，何况您这信是寄给一位夫人的，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呢！”

我刚到伦敦不久，去找过一个熟悉的德国医生。他不在家，我便在他桌上留了一张条子，大致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先生，我到了伦敦，很想见见您，希拨冗于晚上驾临某某酒店，以便像从前那样饮酒谈心，一叙契阔。”医生没有来，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张便条，内容如下：“赫先生，十分抱歉，我未能应邀前来，目前俗务繁多，实无法抽身也。但日内当专诚到府上拜谒……”

“怎么，请这个医生看病的人不少吗？”我问一个德国的解放者，也就是那个蒙他不弃，告诉我英国人要把信折成三折的人。

“哪儿的话，他在伦敦生意不好，生活相当困难呢。”

“那么他在干什么？”我把便条拿给他看。

他笑了笑，然后向我指出，我不该把便条不加信封留在医生桌上，因为便条上写着要与他一起喝酒呢。

“而且为什么要上这家酒店？那儿什么人都有。英国人是在家中喝酒的。”

“太遗憾了，”我说，“知识总是来得太晚，现在我知道应该约医生上哪儿了，但我大概不会再约他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我们那些盼望人民起义，盼望亲戚接济，盼望不劳而获的人。

要一个不劳动的人开始劳动，并不像想象那么容易，尽管许多人以为，如果必要，有了工作，又有了锤子和凿子，人们就会去劳动。劳动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丢开私心杂念。流亡者大多是文化界和“上层社会”中的下层人物，报馆里的苦工，初出茅庐的律师；在英国他们没法靠自己的老本行谋生，别的他们又干不来，而且认为不值得干，因此老是竖起耳朵在听，警钟有没有敲响；这样过了十年，十五年，警钟还是没有敲响。

他们生活在绝望和苦恼中，没有衣服，没有明天的保障，家庭人口却在增加，他们只得闭上眼睛，怀着侥幸心理投机取巧。但是他们的打算往往落空，投机也总是失败，因为他们打的都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投机也不是靠资本，只是靠想入非非，胡乱猜测，肚里又满腹怨恨，无法应付最简单的问题，又缺乏坚持不懈的毅力，不能忍受开头充满荆棘的几步。如果失败，他们便用缺少资金安慰自己：“要是再有一两百镑，成功便易如反掌！”确实，资金不足是个不利条件，但这是劳动者的普遍命运。他们的打算简直无奇不有——有的想合股做生意，从勒阿弗尔贩运鸡蛋，有的想发明印制商标用的特种墨水，有的要制造一种可以使最难喝的伏特加变成可口饮料的香精。但是在为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寻找伙伴和资金的同时，不能不吃饭，不穿衣服，不怕东北风，也不怕英格兰女儿们看到了羞涩得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