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6/11页）

我不愿出这一百一十五镑。于是发明者开始认为，我的行为不够光明正大，含有某种嫌疑，对我应多加防范。

最后，还有一封才气横溢的信：

“未来世界共和国的慷慨无私的同胞！多次蒙您和您著名的朋友路易·勃朗解囊相助，十分感激，现再度写信给您，并写信给路易公民，希望能惠借若干先令。在远离了拉瑞斯和帕那忒斯24，来到这不欢迎客人的自私而贪婪的岛国之后，我的窘境始终未得改善。您在您的一部著作中（我经常翻阅它们），有过深刻的论断：‘天才得不到金钱会像灯没有灯油一般熄灭’……”

不言而喻，我从未写过这类无耻的话，未来世界共和国的这位同胞也从未读过我的任何作品。

除了文才卓越的信，还有口才卓越的人，他们“穿大街走小巷”到处都是。这些人大多是冒牌的流亡者，实际上只是在酒店里喝光了钱的外国工匠，或者在国内遭到了不幸的人。他们利用伦敦是个大城市，今天在这一带，明天在那一带，然后又回到“圣街”25，即摄政王大街和干草市场、莱斯特广场一带，到处招摇撞骗。

五年前，一个穿得相当整齐、显得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曾几次在黄昏中走到我的面前，用带有德国口音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里吗？”他给我看一个地点，那是离西区十多英里的一个地方，可能在霍洛威或哈克尼一带。我当然像任何人一样向他说明了这地点。他忽然大惊失色。

“现在已是晚上九时，我还没吃饭……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我又没钱坐公共马车……真没料到这么远。我不敢麻烦您，但如果您肯帮忙……我只要一个先令便够了。”

我又遇到他两次，最后他消失了；过了几个月，我很高兴，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只是胡子的式样变了，帽子也换了一顶。他热情地举起帽子，问我道：

“您想必懂得法语吧？”

“懂得，”我答道，“不仅懂得法语，还知道您要找一个地方，它离这儿很远，时间又晚了，您还没吃饭，又没钱坐公共马车，您只要一个先令……但这一次我只能给您六个便士，因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讲这一切的。”

“有什么办法，”他答道，向我笑笑，但并无恶意，“您也许不会再相信我，但我现在要上美国了，请您再加几个钱给我作路费吧。”

我无法拒绝，只得又给了他六便士。

这类先生中也有俄国人，例如，从前在高加索当过军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为生，一边非常熟练地讲些决斗、逃亡的故事，一边顺手牵羊，凡世上的一切，如旧衣服和拖鞋，夏天的卫生衣，冬天的帆布裤，童装，妇女的杂物，他能捞就捞，以致弄得那些仆人非常恼火。俄国人募集了一些钱，打发他去阿尔及尔参加外国兵团。他在军队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证件，又挨家挨户讲他那些决斗和逃亡的故事，只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种奇遇。斯特列穆霍夫现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讨厌。伦敦使馆的俄国教士为他募捐，想打发他去澳大利亚。他们给了他去墨尔本的介绍信，还把他托付给船长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费。斯特列穆霍夫来与我们告别，我们给他置办了充足的行装，我给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给了他衬衫等等。斯特列穆霍夫告别时哭哭啼啼地说道：

“先生们，不论你们怎么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一下子与一切生活习惯分手，但必须这么做……”

他吻了我们，热情地表示了感谢。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维多利亚河边什么地方住下，谁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个俄国军官斯特列穆霍夫，由于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责偷窃等等罪行，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以后过了四个月，我走过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没带伞，躲进了一个门洞里。我刚站住，一个瘦长条子打着一把破伞，也匆匆钻进了另一个门洞。我认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怎么，您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我问他，直视着他的眼睛。

“啊，这是您，我简直认不出您了，”他回答，声音虚弱，像快断气似的，“不，先生，不是从澳大利亚回来，是刚出医院，我在那儿躺了三个月，病得差点死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死。”

“在哪个医院？是圣乔治医院吗？”

“不，不在这儿，是在南安普敦。”

“您既然病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哦，您怎么没走？”

“我误了第一班火车，搭第二班到达码头时，轮船已开走了。我在岸上站了一会儿，恨不得跳进海里淹死。我去找神父介绍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说：‘船长走了，他不能等你一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