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7/11页）

“那么钱呢？”

“他把钱留在牧师那里。”

“您当然把它们拿走了？”

“是的，不过毫无意思，我生病时把钱放在枕头下，都被人偷走了，这些混蛋！如果您能帮个忙……”

“不过在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于跟一个信差打架被关进了监狱，也是三个月。您没听说吗？”

“我病得都快死了，怎么会听到。哦，雨好像停了。祝您平安。”

“当心，别在雨中着了凉，否则，又得进医院啦。”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海军和陆军的一些俘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仍留在伦敦。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来，为时已晚。其中有几个向大使馆要求保护，递了申请书，但是布伦诺夫男爵26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们的前途十分悲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时低声下气，有时横行霸道，在街上讨钱（在夜里十时以后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们，不禁会毛骨悚然）。

1853年，一些水手从朴次茅斯港口的一艘军舰上逃走了；根据愚昧的法律（这是只对海军士兵适用的法律），一部分人被强迫送回了船上。但有几个人得以脱身，从朴次茅斯步行到了伦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面貌和善，开朗，本来是个靴匠，据他自己说，他能做拖鞋，我替他买了工具，给了他一些钱，但是他没有生意。

这时加里波第正要带着自己的“共和号”前往热那亚，我请他把年轻人带去。加里波第接受了，讲定每月一镑工资，如果他干得好，还答应一年后加成两镑。水手当然满意，向加里波第预支了两镑钱，把自己的杂物搬上了轮船。

加里波第出发后的第二天，水手来找我了，他脸红红的，睡眼惺忪，眼皮有些浮肿。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先生，很不幸，我赶到时太迟了，船已经开走。”

“怎么会迟的？”

水手跪在地上，发出了不自然的啼哭声。但事情还可以挽回。轮船是驶往泰因河畔纽卡斯尔装煤的。

“我让你坐火车赶去，”我对他说，“但如果你这次又迟到，记住，那我就毫无办法，哪怕你饿死我也不管。由于到纽卡斯尔的火车票要一镑多，可我对你连一先令也不相信，因此我得派个熟人，今天夜里把你交给他，然后由他送你上火车。”

“我一辈子都要为您祈求上帝保佑！”

那个受我委托送他的人向我回复说，他已把水手送走了。

可是三天后，水手又带着一个波兰人一起来了，我见了他有多么惊奇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他吆喝，真的气得有些哆嗦了。

但是在水手开口以前，他的伙伴便操起不连贯的俄语替他辩护，弄得空气中尽是烟草、伏特加和啤酒的味道。

“您是什么人？”

“波兰的贵族。”

“在波兰谁都是贵族。您为什么跟这个骗子一起来找我？”

贵族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冷冷地对他说，我不认识他，他出现在我的屋里，这太奇怪了，我可以叫警察，马上把他赶走。

我看了看水手。三天与贵族的相处已对他发生了很大影响。他没有哭，只是露出醉醺醺的蛮横表情望着我。

“我病得很重，先生。火车开走时，我真想不如死了还轻松一些。”

“你在哪里得的病？”

“就在上火车时，也就是在火车站上。”

“为什么不搭下一班火车？”

“我没有想到，再说，我也不会讲英语……”

“你的车票呢？”

“我没有车票。”

“怎么没有？”

“在车站上让给别人了。”

“那好，现在你去找别人吧，只是有一点你可以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再帮助你。”

“不过，请您……”那位“自由波兰地主”又插话了。

“亲爱的先生，我对您没有什么话好说，也不想听您说什么。”

他咬紧牙齿，一边骂我，一边带着自己的入室弟子走了——大概又上酒店了。

再往下走一步。

也许，不少人会怀着困惑的心情问我，怎么还能往下走？……是的，而且是相当大的一步呢，只是这里太暗了，走路得当心。我没有舍尔歇的假正经，在我眼里，那个让基督和比若元帅在长诗中对话的人有了破门盗窃的英雄行为以后，倒是更有趣了。即使他撬过锁，偷过东西，他为此吃的苦只有上帝知道，何况又拖着脚镣干了几年苦工。不仅遭他偷窃的人反对他，整个国家和社会，军队，警察，法院，一切不必盗窃的正人君子和一切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非正人君子，都反对他。但另外还有一种窃贼，他们受到政府的奖励，上司的器重，教会的祝福，军队的保护，也没有警察的跟踪，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警察。这些人偷窃的不是手帕，只是谈话、信件和眼色。流亡者中的奸细是双料的奸细……罪恶和腐败的极端表现；他们正如但丁的卢息弗27，已处在最底层，再下去便得重新往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