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4/22页）

一个老学究，只要他天生不具备审美禀赋，那么不论你要他分析《浮士德》还是《哈姆雷特》，你会看到，“丰满的丹麦王子”会变得多么苍白无力，倒像一个迂腐浅薄的中学生。靠挪亚之子的假道学，只能对赤身露体指指点点25，把人们世世代代赞美的剧本讲得面目全非。

世上没有任何伟大的、诗意的事物，经受得住既不愚笨、也不聪明的观点，那种庸碌的生活哲学的考察。法国人用他们的谚语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跟班眼中是没有伟人的”。

《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批评家重复着人们的话，这么说道：“一个乞丐弄到了一匹马，便骑着它横冲直撞……一个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这称呼应用了好几次）26，突然成了要人（注意，这是在二十年不倦的努力和巨大的成功之后），又跟公爵和大臣拉上了交情，自然会变得自以为是，令人发笑，既不知道适可而止，也不考虑是否合乎情理。”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骄傲自大，以致嫌他的乡村太小，想要改造整个世界；这种不自量力把他毁了，结果一事无成，徒然遭到了人们的耻笑。

这还不够。如果欧文只是宣传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这种狂热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正统国家内，起先还能得到人们的宽恕。证明便是：大臣们和主教们都趋之若鹜，要向他讨教，议会委员会和工厂老板们也都找他商量。新拉纳克的成功吸引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政治家和学者不从英国各地赶去，向欧文登门求教；甚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也亲自访问了他，还想骗他前往俄国，把他的儿子安排到军队中供职。在欧文发表演讲的地方，人们挤满了大厅的走廊和过道。但这巨大的声誉是建立在巨大的不理解上的，欧文看出了这一点，便毫不客气地在一刻钟之内一下子把这一切统统推翻了——他在要害问题上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一切。

这事发生在1817年8月21日。那些新教徒伪君子假仁假义，纠缠不清，欧文非常讨厌，他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争论，但是他们不让他安静。有一个造纸厂老板菲利浦斯冷酷残忍，非常阴险，在议会的委员会上大家正认真辩论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质问欧文：他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

欧文没有像浮士德回答甘泪卿那样向纸厂老板作出详细说明，这位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宁可采取另一个方式：他在英国，在伦敦，在市中心，在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上，从讲坛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人民，作出了自己的答复！他在圣堂石门这边，在俯瞰着古老城市的大教堂的圆顶下，在哥革和玛各附近，在可以望见白厅和世俗银行大礼拜堂的地方，27干脆而明确地、响亮而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新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便是宗教。“荒谬的迷信使人变成软弱的、痴呆的野兽，没有理性的狂人，伪君子或假道学，”欧文最后说，“当前的宗教观念不仅不能使人建立理想的和谐的新村，而且它所宣扬的天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天堂！”

欧文深信，这个“不理智”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使徒的行动，是他的学说的必然结果；他的整个生命，他的纯洁和坦率，要求他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过了三十五年，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最伟大的日子，我履行了我的责任！”

欧文就是这么一个不知悔改的罪人！然而他为此受到了惩罚！

《威斯敏斯特评论》写道：“欧文没有因此受到刑罚，因为在宗教问题上实行体罚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哪怕今天，任何人侮辱了我们所宝贵的偏见，也不能不受到惩罚！”

确实，英国的教士不再运用外科手术，但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手术，主要是精神折磨。文章的作者说道：“从这时起，欧文惹起了宗教界骇人的仇恨，也从这时起，接连不断的挫折开始了，它们使他一生的最后四十年成了笑柄。他没有成为殉道者，但成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我想，够了。可以把《威斯敏斯特评论》放下了。我很感激它，它使我不仅想起那个圣洁的老人，也想起了他生活过的环境。现在我得言归正传，谈谈欧文本人和他的学说了。

在我跟那位大公无私的评论家，以及另一位同样大公无私，只是不那么严厉，但是也那么坚定的欧文传记的作者28告别时，我还得补充一句：尽管我不是一个生性嫉妒的人，我还是真心诚意羡慕他们。我十分佩服他们那种冷若冰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泰然自若、心安理得的态度，那种有时谦让，但始终不偏不倚，不时流露一点讥笑的宽容口吻。一个人需要多么冷静，才能对自己的认识这么充满信心，才能相信他们既比欧文高明，也比他实际，要是他们具有他的精力和财力，他们就不致干出这些傻事，就会像罗特希尔德一样成为财阀，像帕默斯顿一样成为内阁大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