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七章（第8/9页）

“戈洛温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我问我以前提到过一次的戈雷斯基42。

“他的境况不妙，在做旧货生意，兑换外币，收购一些蹩脚画卖给傻瓜骗钱，不过大多是他自己受骗……他老了，喜欢唠叨，有时写写文章，但哪里也不肯登；您的成功使他不能宽恕您……常常肆无忌惮地骂您。”

此后我们已没有任何来往。但这几年中，往往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候会突然收到他一封信……有时是根据某些波兰人的劝告，提议与我和解，有时却把我骂上几句。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不论多么索然无味，我还是打算写下我们交往的经过；为此我又打开了保存下来的他的一些信。正当我提起笔来写了开头几行，我又收到了他一封信，这是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我很少来打扰您，但是我听说您‘洗手不干了’，走下了您的钟楼。

“可是我认为，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就应该干到底。

“您的财力使您可以出版《警钟》，不怕亏本。如果可以，请发表附在这里的信。

戈洛温”

致《莫斯科新闻》编者卡特科夫先生

亲爱的先生：

请原谅我既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的父名，我只知道您对波兰人充满着盲目的仇恨，您不承认他们是人，也不承认他们是斯拉夫人；我还知道，您对欧洲问题一无所知。

人们对我说，您的刊物上有一句话：“德尔普特的笔杆子怜悯俄国，因此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怜悯俄国，怜悯它的军警统治和倒行逆施，怜悯它的贵族——他们不得不制造假钞票，假彩票，以致目前出现了三张可以兑换十万卢布的中彩奖券，谁也不能认出哪一张是真的——我怜悯酗酒的农民，营私舞弊的官员，胡言乱语的教士。但是我知道，在俄国生活并不美好。

皇上可以不准把我在大学里得到的愚蠢学衔写在护照上，但是他不能不准我把“光明磊落”这个称号写进我的履历表中，它会一直留在那里，因为笔写的东西是连斧头也砍不掉的。

我的祖国被当作政治财产给剥夺了；但是我明白，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俄国人，而为人类服务，比为国家服务范围广泛得多，后者只是强加给我的任务。

在我的眼睛中，我不是堕落，而是上升了。我听说，如果我回国，就要把我关进疯人院；但是必须把我的血放干，我的头脑才会丧失作用——尽管在北纬五十三度以外的地方，对有头脑可以丧失的人，是经常采用这种手术的。

冒渎之处万望鉴谅。

伊万·戈洛温

1866年2月1日于巴黎

1 戈洛温从大学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841年出国，写了一些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文章，引起了尼古拉一世的不满，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并在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服苦役。从1848至1853年，赫尔岑与他尽管思想上有严重分歧，赫尔岑仍认为他是揭露专制暴政的同路人。但从1855年起，戈洛温开始向俄国政府献媚，要求它允许他回国，并与第三厅有了接触。

2 指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

3 法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成员。

4 雅·托尔斯泰（1791—1867），俄国官员，后来出国，拒绝返回俄国。1837年为了取得沙皇政府的宽恕，与第三厅建立了联系，在巴黎从事间谍活动。

5 若米尼（1779—1869），法国将军，1813年后为俄军服务，后居住巴黎，但无法证明他为俄国政府从事间谍工作。

6 卢比孔河是古代意大利与高卢的分界线。公元前49年，恺撒驻军高卢，罗马元老院禁止他渡过卢比扎河，恺撒不顾禁令，依然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引起了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内战。因此所谓越过卢比孔河，即跨出决定性的第一步。

7 斯拉夫派理论家。

8 罗特克（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30至1840年德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9 俄国反动政论家。

10 戈洛温于1845年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俄国贵族享有特殊权利，因此沙皇政府对他和巴枯宁的缺席审判是非法的。

11 《钦差大臣》中的假钦差。

12 俄国当时的外交大臣。

13 顺便谈一下他的弟兄们。其中一个是骑兵将军，曾得到过尼古拉的特别青睐，因为在12月14日他表现不坏。他去找杜贝尔特，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我的母亲快死了，她给她的儿子伊万……就是那个不幸的人……写了几句告别的话。信在这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杜贝尔特笑了笑，亲切地对他说：“把信送到邮局去就是了。”——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