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六章

弗·佩切林老爹

“昨天我看见佩切林1了。”

我听到这名字吃了一惊。

“怎么，”我问，“是那个佩切林？他在这儿？”

“哪个，佩切林神父？对，他在这儿！”

“在哪儿？”

“在克拉彭的耶稣会修道院，圣马利亚教堂。”

佩切林神父！……这罪孽也得算在尼古拉的账上。我并不认识佩切林，但是经常听到列德金、克留科夫和格拉诺夫斯基谈起他。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教授回国之后，在莫斯科大学教希腊语，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间，尼古拉的迫害变本加厉的时期之一。我们已被流放，那些年轻的教授尚未回来，《莫斯科电讯》被查禁了，《欧罗巴人》被查禁了，《望远镜》也被查禁了，恰达耶夫则被宣布为疯子。

直到1848年以后，俄国的恐怖统治才又跨进了一步。

但是尼古拉皇朝最后几年登峰造极的专制暴政，显然是第五幕了。这时已很清楚，不仅屋里的一切在崩溃和毁灭，而且屋子本身也在崩溃和毁灭，可以听到地板的坼裂声，连屋顶也已摇摇欲坠。

30年代完全不同，政府的倒行逆施还得心应手，保持着通常的步伐；周围一片荒凉，沉寂无声，大家唯唯诺诺，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希望，生活平淡无味，显得愚昧而庸俗。寻找同情的目光，遇到的只是奴仆的威胁或惊慌，人们不是掉头不顾，便是嗤之以鼻。在这奴隶制度的那不勒斯岩洞中2，佩切林喘不出气，恐惧和忧郁主宰着他，他必须逃走，不惜一切地逃出这个万人唾骂的国家。为了出走，需要钱。佩切林开始教课，节衣缩食地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很少外出，甚至避免参加同事们的集会，在积攒了一小笔钱以后，他便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信给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3，通知他，他不再回国了。他感谢了伯爵，向他告别，谈到了不堪忍受的沉闷气氛，使他不得不走，并要求伯爵怜惜那些不幸的年轻教授，他们受过的教育必然使他们感受到同样的痛苦，伯爵应该在暴力的打击面前保护他们。

斯特罗戈诺夫把这信给教授中不少人看过。

莫斯科没有人再提起他，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佩切林参加了耶稣会，正在一所修道院里修行，这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贫穷、消沉和孤独毁了他；读了他的《死之胜利》4后，我问自己，难道这个人可能变成天主教徒，耶稣会士吗？要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在警察的棍子下，在宪兵的监视下苟延残喘的国家。为什么他又要这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锁，另一条绳索呢？

俄国人在分崩离析、追名逐利的西方社会中，感到与人们格格不入，孤苦伶仃，找不到任何亲人。当捆绑他的绳子被挣断，他的命运突然摆脱了一切外在的约束，可以由他自己掌握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办变得彷徨无依，脱离了轨道，看不到目标和规范，于是他落进了耶稣会的修道院！

第二天两点钟，我来到了圣马利亚修道院。厚实的橡木门关得紧紧的，我敲了三次门环；门开了，出来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大约十八岁，穿着修士的长袍，拿着祈祷书。

“您找谁？”管门的修士用英语问。

“佩切林神父。”

“请问贵姓？”

“这是我的名片和信。”

在信里我附了一份俄文印刷所的宣言5。

“请进，”年轻人说，在我后面重又关上了大门，“请在这儿等一下。”他指指宽敞的前厅，那里有两三张古色古香的雕花大椅子。

过了五分钟，管门的修士回来了，用带些英语发音的法语对我说，佩切林神父非常欢迎我的光临，请我稍候，他马上就来。

然后他带我穿过食堂，走进一间光线暗淡的不大的高房子，重又请我坐下。那里墙上挂着一个石雕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如果我记得不错，它的对面还有一幅圣母像。在一张笨重的大桌子周围，放着几把木头大扶手椅和靠背椅。对面一扇门外是走廊，走廊那边是一个大花园，花园内绿草如茵，树叶瑟瑟作声，是一片不太协调的世俗风光。

管门的修士指给我看墙上的会客规则；原来根据规定，修士们只能在四时至六时之间会客，现在还没到四时。

“您好像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是吗？”我听了他的口音问他。

“是的。”

“那么您是德国人？”

“也不是，先生……我几乎是您的同乡；我是波兰人。”

确实，这个管门人挑选得不错，他能讲四种语言。我坐下后，他走了。我发现自己待在这么一个地方，觉得有些别扭。花园中有一些穿黑衣裳的人在走来走去，两个半修士打扮的人走过我的身边，便严肃而恭敬地向我鞠躬，眼睛望着地面，每次我都欠起身子，同样庄重地向他们答礼。最后，一个身材不高、上了年纪的神父来了，他戴一顶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他直接向我走来，长袍窸窣作响，用十分纯粹的法语向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