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五章

韦瑟利公司的轮船“沃德·杰克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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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波兰起义前大约两个月发生的事。一个不久前从巴黎来到伦敦的波兰人，名叫约瑟夫·茨维尔扎凯维奇1，在回到巴黎时被逮捕了，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赫麦林斯基2和米洛维奇，后者是我在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会晤时提到过的。

这次逮捕有许多可疑之点。赫麦林斯基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他在巴黎什么人也不认识，一到便前往米洛维奇的寓所。十一点钟左右，警察便来了。

“您的护照呢？”警官问赫麦林斯基。

“在这儿。”赫麦林斯基拿出了签证完备的护照，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姓名。

“对，对，”警官说，“我知道，您是用这名字的。现在，您的公文包呢？”他又问茨维尔扎凯维奇。

公文包在桌上。警官取出文件，翻了一会儿，把一封不长的信（收信人是艾·阿）交给自己的同事后，说道：

“就是这个！”

三个人被捕了，他们的信件也被拿走，但除了赫麦林斯基，其余两人随即获得释放——警察根据自己的特权，希望赫麦林斯基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他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一星期后，他也被释放了。

过了一年多，普鲁士政府制造了一起愚不可及的波兹南案件3，检察官在罗列罪证时，提到了俄国警察当局提供的属于茨维尔扎凯维奇的一些信件。对这些信件怎么会落到俄国警察手中的问题，检察官心安理得地解释道，茨维尔扎凯维奇被捕后，法国警察局把他的一些信件交给了俄国大使馆。

那些波兰人被释放后便奉命离开法国，于是他们来到了伦敦。在伦敦，茨维尔扎凯维奇亲自告诉了我被捕的详情，理所当然，他觉得最奇怪的是警察知道他有一封给艾·阿的信——这是马志尼亲手交给他，要他面交艾蒂安·阿拉戈的。

“您有没有同什么人谈过这信？”我问他。

“没有，绝对没有。”茨维尔扎凯维奇回答。

“这就奇怪了，不可能怀疑您，也不可能怀疑马志尼。您再好好想一想吧。”

茨维尔扎凯维奇思忖了一会儿。

“我只知道一点，”他说，“我出门去了一会儿，记得当时把公文包放在抽屉里，没有上锁。”

“找到线索了！现在请问，您住在哪里？”

“在某某街一套带家具的出租房间里。”

“房东是英国人？”

“不，是波兰人。”

“进一步了。他的名字呢？”

“图尔，他是研究农艺学的。”

“还干许多别的事，如出租带家具的房间。这个图尔，我有点知道。您听到过一个叫米哈洛夫斯基的人吗？”

“好像听人谈起过。”

“好吧，我给您讲讲。1857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彼得堡经由布鲁塞尔寄来的信。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的，他详尽无遗地告诉我，在特鲁布南那里有一个店员名叫米哈洛夫斯基，想投靠第三厅，收集我们的材料，为这事索价两百镑；为了证明他有条件和力量承担这工作，他提供了一份最近与我们接触的人的名单，还答应从印刷所窃取几份底稿作样品。在我还没考虑好怎么办以前，我又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第二封信，那是通过罗特希尔德的银行寄给我的。

“我毫不怀疑情报的真实性。米哈洛夫斯基是从加利西亚来的波兰人，卑躬屈膝，一副小人的样子，经常喝酒，为人机灵，能讲四种语言，具备做暗探的一切条件，只是在等待机会一显身手。

“我决定与奥加辽夫一起上特鲁布南店里，撕下他的假面具，让他低头认罪，至少把他从特鲁布南那儿赶走。为了壮大声势，我还邀请皮安乔尼4和两个波兰人一同前往。谁知他厚颜无耻，拼命抵赖，说间谍是拿破仑·舍斯塔科夫斯基，一个与他住在一所屋子里的人……我几乎相信了一半，即认为他的朋友是间谍。我对特鲁布南说，我要求立即把他赶出书店。那个混蛋拼命申辩，但前言不对后语，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说明。

“‘这都是出于嫉妒，’他说，‘我们中间只要谁穿了一件漂亮大衣，别人马上嚷嚷，说他是间谍。’

“‘算了，’泽农·斯文托斯拉夫斯基5说道，‘你从来没穿过漂亮大衣，可人家总认为你是间谍，这为什么呢？’

“大家哈哈笑了。

“‘看来只能怪你自己啦。’切尔涅茨基说。

“‘我不是第一个遭到这种不白之冤的。’那位哲学家说。

“‘对，你已经习惯了。’切尔涅茨基说。

“骗子给撵走了。

“所有正直的波兰人都离开了他，除了一些酗酒的赌徒和嗜赌的酒鬼以外。与这个米哈洛夫斯基还保持友好关系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您的那位房东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