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

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宁下面这封信1：

“朋友们，我终于逃出了西伯利亚，经过在阿穆尔、鞑靼海峡沿岸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到了日本，又于今天从那儿到达了旧金山。

“朋友们，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们身边，我一旦到达，要马上开始工作，我希望在你们那里致力于研究波兰斯拉夫问题，这是我从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实际从事的活动。奥地利帝国的覆灭，它的彻底灭亡，这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不说这是我的事业，以免显得过于自命不凡。为了这件事，我可以当鼓手，甚至当小卒，只要我能使它获得一分一厘的进展，我就感到满足了。它一旦成功，便会出现光辉的、自由的斯拉夫联盟——俄国、乌克兰、波兰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1861年10月15日于旧金山。”

关于他逃离西伯利亚的决心，我们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刚到新年，巴枯宁那臃肿的身子已倒进了我们的怀抱。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狭小的双人联盟中，出现了一个新人，不过不如说是旧人，是从40年代，尤其是从1848年复活的幽灵。巴枯宁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轻而热烈，跟当年在莫斯科与霍米亚科夫2展开“通宵”辩论时并无不同。他仍那么忠于一个思想，那么热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实现，以致更加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须加紧工作，不错过每一个时机。他厌烦长时间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还像过去一样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寻找一切行动的机会，只要那是革命风暴所需要的，只要那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3他至今仍像在朱尔·艾吕扎尔的文章中一样反复说着：“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41849年，他怀着他的憧憬和理想关进了柯尼施泰因堡垒5，但它们一直保留在他的心头，直到1861年随着他经过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亚，依然完好如初。甚至他的谈话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报》和《真共和报》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宪议会和布朗基俱乐部的尖锐发言。当年那种党派精神，它们的排他性，它们对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对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监狱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坚强的人屈服，除非他们给折磨死了，否则一旦出狱，他们便仿佛从昏迷中醒来，又会继续干昏迷前所干的一切。十二月党人从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回来时，比迎接他们的在原地受到摧残和蹂躏的年轻人更富有朝气。两代法国人发生了多次变化，有的变红，有的变白，有的随着涨潮而升起，有的随着落潮而沉没，但是在这过程中，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始终是不变的灯塔，他们从监狱的铁窗中，从遥远的异乡外，依然向人们提示着纤尘未染的从前的理想。

“波兰斯拉夫问题……奥地利帝国的覆灭……自由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这一切在他刚首途前来伦敦……在他还只有一只脚跨上轮船时便写在旧金山的信纸上了！

对于巴枯宁，欧洲的反动时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艰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他对它们只有简单、模糊、粗浅的了解。他在西伯利亚读到这些消息，就像在凯依达诺夫研读布匿战争6和罗马帝国没落的历史一样。他像瘟疫之后回来的人，听到谁死了，不免为他们叹息，但是他没有在死者的床边守过夜，没有为他们的得救抱过希望，也没有跟在棺木后面送过葬。1848年的事件却完全相反，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关心过的，是详细而生动的……与科西迪耶尔的谈话，布拉格大会上斯拉夫人的演说7，和阿拉戈8或卢格的争论——这一切对巴枯宁说来仿佛是昨天的事，它们还历历在目，它们的声音也还在耳边回旋。

然而哪怕没有坐牢，这也是并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后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宁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发言9，基佐把他撵到了比利时，现在他回来了，一回来便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始终没有离开山岳派的营垒，与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起宣传……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工资平等，消灭一切差别，宣传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个奥地利统治，不断革命，扫除最后一个敌人。从街垒上崛起的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决心要使“无秩序变为有秩序”，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位杰出的鼓动家，与弗洛孔10商量之后，在兄弟般的拥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里11，相信他在那里会送掉性命，不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科西迪耶尔谈到巴枯宁时说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无价之宝，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须把他枪毙！”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