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3/11页）

巴枯宁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的区域十分辽阔，从地理意义上说，这是最长的逃跑路线。他以商业事务为借口到达了阿穆尔河，说服一个美国船长把他带到了日本海岸。在函馆，另一个美国船长又答应让他搭船前往旧金山。巴枯宁上船时发现船长正忙于煮菜，预备招待一位贵客，他邀请巴枯宁作陪。巴枯宁接受了邀请，等客人到来，他才知道这是俄国的总领事。

躲避已经太迟了，也是危险的，可笑的……他立即开始与他谈话，说他获准进行一次旅行。当时有一支俄国小舰队，记得是由海军上将波波夫率领的，正停在海上，预备开往尼古拉耶夫。

“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国？”总领事问。

“我刚到这儿，”巴枯宁答道，“我想在这儿再玩几天。”

他们一起吃了饭，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过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国船上驶过了俄国舰队……现在除了海洋，什么危险也没有了。

巴枯宁稍稍熟悉了一下环境，在伦敦安顿下来，也就是说，与当时在那儿的所有波兰人和俄国人一一见面之后，便立刻着手工作。除了热情洋溢地进行宣传，鼓动，以至煽风点火以外，除了日以继夜、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秘密活动，密谋策划，互相串连，赋予这些活动以巨大的意义以外，巴枯宁还准备身先士卒，付诸行动，准备为此牺牲，勇敢地承担它们的一切后果。这是英雄的性格，只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使它不能有所作为。有时只得无谓地消耗他的力量，正如一只狮子关在笼里只能把力量消磨在踱来踱去，幻想怎样冲出牢笼一样。但他不是空谈家，不是不敢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敢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人……

巴枯宁有许多弱点。但是他的弱点是次要的，他的强大品质却是主要的。不论给命运丢到哪里，立刻能抓住环境中两三个特点，发现革命的潜流何在，马上对它进行引导，为它开拓道路，使它成为人人关心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优点吗？

有人说，屠格涅夫在罗亭身上描绘的便是巴枯宁的形象，但是罗亭并没有反映巴枯宁的某些特点。屠格涅夫是在模仿《圣经》中上帝的做法，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罗亭。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二，那个耳朵里装满了青年巴枯宁的哲学语言的人。

在伦敦，他首先要使《警钟》革命化24；他把他在1847年反对别林斯基的话，在1862年几乎全部照搬到了我们身上。宣传还不够，必须采取不可避免的行动，必须建立中心和委员会；与人们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还不够，必须有一批“献身的、半献身的同志”，在当地建立组织——斯拉夫人组织，波兰人组织。巴枯宁认为我们是温和派，不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热情。然而他并不泄气，相信不久就能使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等待我们转变的时候，巴枯宁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斯拉夫人。其中有捷克人（从文学家弗里奇25到一个名叫纳波尔斯托克的音乐家），塞尔维亚人（他们彼此总是简单地用父名称呼，如约翰诺维奇，丹尼洛维奇，彼得罗维奇等），瓦拉几亚人（他们总是模仿斯拉夫人，名字后要带一个“伊斯科”的尾巴），最后，还有一个在土耳其军队中当过医生的保加利亚人，以及各种牌号的波兰人：波拿巴主义者，梅罗斯拉夫斯基派，恰尔托雷日斯基派……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但带有军官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贵族，以及各种普通士兵，那些愿意在美国北部或南部任何一边作战，尤其是在波兰作战的人。

在九年的沉默和孤独之后，巴枯宁从他们那儿找到了安身之所。他整日整夜、昼夜不停地争论，宣传，命令，叫喊，决定，指导，组织和鼓动。在没有这些活动的短暂的间歇时刻，他便在写字台上抹去灰尘，腾出一小块地方，伏案写信，写了五封，十封，十五封，寄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拉德，寄往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寄往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别洛克里尼茨。信写到一半，他会突然扔下笔，对一个落后的达尔马提亚人教训几句……然后，还没把话讲完，又拿起了笔，继续写信，不过这使他感到轻松，因为他写的和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他的活动能力，他的散漫作风，他的胃口，以及其他一切，如他的高大身材，一刻不停的汗水，都超过了一般人，正如他本人像个巨人，脑袋像狮子的头，披着一头直立的鬣毛一样。

他到了五十岁还完全像刚从马罗塞伊卡来的流浪的大学生，布尔戈尼街上无家可归的波希米亚人。他从不关心明天，从不把钱放在心上，有了钱便随手乱花，没有钱便不论遇到谁就开口借钱，而且满不在乎，像孩子向父母伸手索取，从不考虑还钱，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文掏给别人，只要留下足够买雪茄和茶叶的钱便成。他从不为这种生活方式烦恼……他生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一辈子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有人终于问他，他怎么看待私有财产权，他一定会像拉朗德26就上帝问题回答拿破仑一样答道：“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我永远不需要这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