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三章

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1

克利西耶夫刚跨出大门，在1863年那股凛冽的寒流冲击下，一批新人又来到我们这里敲门了。他们并非来自迎接未来革命的培训所，而是来自他们已登台表演过的那个坍毁的舞台。他们在躲避外界的风暴，可是并不想在内部寻找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临时的避风港，一旦天气好转，便要重新投入战斗。这些人还非常年轻，已完成了思想和教育；他们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实际应用。他们在力量上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已得到证明。他们卷起了旗子，目前是要保持它的荣誉。因此他们的声音是干涩的，傲慢的，不屈的，严峻的，依然显得高昂；也因此他们对漫长的讨论和批评表现出战斗者的不耐烦，用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对待多余的智力活动——艺术尤其成了奢侈品……现在音乐有什么用，诗歌有什么用！“祖国在危险中，快拿起武器，公民们！”2在某些情况下，抽象地讲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理想和实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而且不言而喻，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为此责备我们这些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是不公平的。这是年轻人的普遍特点。一年前，一个法国人3，孔德的信徒，对我说，天主教在法国不再存在，它已完全失去了基础，他提出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医学系中，教授和学生不仅不再是天主教徒，甚至不是自然神论者。

“那么，”我向他指出，“那部分没有在医学系讲课和听课的法国人呢？”

“他们当然还信仰宗教和仪式……但主要是由于习惯和愚昧。”

“我完全同意，但是您对他们怎么办呢？”

“在1792年是怎么办的？”

“效果不大，起先革命封闭了教堂，后来又启封了。您记得在庆祝教廷协议4时，奥热罗5怎么回答拿破仑吧。第一执政走出巴黎圣母院时，问那位雅各宾派将军：‘你喜欢这次仪式吗？’他答道：‘很喜欢，只是可惜那二十万为了消灭这类仪式而进了坟墓的人，未能参加这次盛典。’‘啊！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不必再打开教堂的门，或者不如说，我们根本不用封闭它们，我们要把迷信的神庙变成学校。’”

“丑恶的东西必须消灭。6”我最后笑道。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和您不会见到这一天，这更加必然。”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通过带有个人好恶的有色眼镜形成的，革命的失败一半便来源于此。年轻人的生活大多局限在热闹而封闭的小圈子中，脱离由各种个人利益组成的日常的总的斗争，他们可以敏锐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对怎样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需要上，往往产生错误的理解。

……起先，新客人的到来使大家很兴奋，他们谈到了彼得堡的运动，反动派羽毛丰满之后的粗暴举动，审问和迫害，大学和文学界的派别……但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争先恐后，把要讲的话都讲完之后，便出现了沉默和冷场，谈话变得断断续续，单调无味了……

我想：“难道老少两代人之间真的存在着隔膜？这是年龄、困倦和经历造成的距离吗？”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随着新人的到来，我们的地平线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谈话的范围变小了，有时甚至彼此没什么好讲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小圈子内的细节，此外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一旦把他们关心的事讲完以后，只得重弹老调，于是他们反复讲着那些话。他们不太关心学问或事业，甚至很少读书，也不经常读报。他们沉醉在回忆和等待中，不喜欢跨进别的领域；可是我们在这狭小沉闷的气氛中呼吸并不舒畅。我们经历过大风大浪，在那里感到窒息！

此外，尽管他们对彼得堡的某个阶层有所了解，对俄国却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希望接近人民，然而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上接近他们。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太一般了。我们可以一起走路，一起工作，照法国人的说法，一起从事什么活动，但很难在不做什么的时候一起相处或一起生活。要对他们发生重大的影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驾于一切之上。7确实，他们有时也要求纲领和指导，尽管这是真诚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期待我们阐述他们自己的观念，只有在我们的话与这观念不相违背的时候，他们才欣然表示赞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敬的残疾人，时代的落伍者，看到我们落在他们后面还不太远，便天真地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