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三章（第2/6页）

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无比的灾害”8，我之始终容忍他们，一半是出于人道精神，一半是不愿多加计较，但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新关系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不难预料的，它迟早要破裂，如果考虑到这些新朋友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

导致那些摇摇欲坠的关系破裂的，是那个老问题，用腐烂的丝线缝在一起的友谊碰到它便难免如此。我指的是金钱。他们对我的财产和损失一无所知，却向我提出了各种要求，但指望我满足这些要求，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在风雨交加中，在极少支持的情况下，十五年来维持着对俄国的宣传，那么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种开支。那些新朋友却认为，我尽的力量还太少，因此对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肯把财产平分给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视。显然，他们还抱着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基督的施舍和自愿的贫困便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征集“公共基金”的尝试，收获不大。俄国人不乐意为共同的事业掏钱，除非这是建造教堂，聚餐，宴会，或者得到当局赞许的行动。

在流亡者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传出了谣言，说我拿到了一大笔钱，是指定作宣传费用的。

那些年轻人认为，从我手中没收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了理解这一点，应该谈谈1858年发生的一件怪事。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非常短，是一个不认识的俄国人写的，他说他“必须”见我，要我约个时间。我这时正要上伦敦，因此没写回信，亲自前往萨布龙尼饭店找他。他在家。这是个年轻人，样子像军官，有些害羞，神情很忧郁，他的外表与众不同，相当粗犷，像一个草原地主生下的第七个或第八个儿子。他木讷寡言，几乎始终保持着沉默，看样子心情不好，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我临走时，邀请他过两三天上我家吃饭。但是没过两三天我又在街上遇见了他。

“可以与您一起走走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我不怕与您在一起，但这对您恐怕不方便。当然，伦敦很大……”

“我不怕，”这时他突然不顾一切迅速地说道，“我永远不回俄国了……是的，是的，我决定再也不回俄国……”

“别这么说，您还这么年轻。”

“我爱俄国，非常爱它，但是那儿的人……我没法在那儿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侨居区。我考虑过了一切，现在便直接上那儿去。”

“想到什么地方？”

“马克萨斯群岛9。”

我有些吃惊，默默望着他。

“是的，是的，这事已经决定了。一有轮船，我便动身，因此今天能遇见您，我很高兴。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都可以。”

“您的印刷所赚钱吗？”

“怎么能赚钱。目前勉强做到收支相抵已满不错了。”

“要是收支不能相抵呢？”

“那就得设法弥补了。”

“那么，您的宣传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吗？”

我哈哈大笑了。

“但是靠您一个人怎么弥补亏损呢？您的宣传是必要的……请您原谅，我不是为了好奇才这么问的，我有个想法：在我永远离开俄国时，我想为它做点有益的事，因此我决定……只是在这以前我得了解一下情况……是的，因此我决定留一些钱给您。万一您的印刷所或者俄国的一般宣传工作需要，您可以使用这些钱。”

我不得不又露出惊讶的脸色望了望他。

“不论是印刷所、宣传工作还是我本人，都不需要您的钱，相反，我们的事业目前很顺利，我何必拿您的钱呢？但是在谢绝的同时，请允许我对您的善良意愿，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这件事已经决定了。我有五万法郎，我得带三万法郎到岛上去，其余两万便留给您作宣传费用。”

“我把它们怎么办呢？”

“您不用的话，等我回来，您可以还给我；如果我十年不回来，或者死了，您可以用它加强您的宣传工作。只是，”他想了想又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但是千万不要交给我的继承人。明天您有空吗？”

“有空。”

“那么劳驾您跟我一起上银行找罗特希尔德，我不懂英语，一句也不会讲，法语又很坏。我想尽快处理好两万法郎的事，然后便离开这儿。”

“好吧，钱我收下，但是有个条件，我得给您写一张收据……”

“我什么收据也不需要……”

“我知道，但我必须写，不写收据我不收您的钱。您听着。首先，收据上得写明，您的钱不是交给我一个人，是交给我和奥加辽夫的。其次，您在马克萨斯群岛可能会待腻，于是您会想念祖国（他摇摇头）……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定，因此收据上不必写您给我们这笔钱的目的，我们可以这么写……这些钱交给我和奥加辽夫全权处理，但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用处，便可以把它全部用来为您购买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公债券，它的利息是五厘左右。然后我们得向您保证，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宣传活动决不动用您这笔钱，您完全可以认为您有一笔钱存在英国，除非银行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