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三章（第4/6页）

“如果他偏偏与您作对，还活着呢？”

“可他是要把这些钱用于宣传工作的。”

“现在我还不需要用这些钱。”

“但是我们需要。”

“什么用处？”

“派人去伏尔加流域，还得派人去敖德萨。”

“我认为这不太必要。”

“那么您不相信需要派人吗？”

“不相信。”

于是决心极大、不留情面的人便用各种方式谈论我：“人老了，变得吝啬了。”另一些决心更大、更不留情面的人附和道：“何必管他，叫他把钱拿来，这便完了。如果他坚持不给，我们就在报上揭露他，让他知道扣留别人的钱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不给钱。

他们没有在报纸上攻击我。在报上咒骂我，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但起因也是为了钱。

……我所说的那些更不留情面的人，便是那些极端派，“新一代”中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代表人物，不妨称他们为虚无主义的索巴凯维奇和诺兹德廖夫12。

尽管声明是多余的，我知道我的对立面奉行的逻辑和手法，我还是得这么做。我这些话丝毫不是要给年轻一代和虚无主义者脸上抹黑。关于后者，我已写过多次。我们的虚无主义索巴凯维奇们不能代表他们的大多数，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部分。13谁也不会根据奥利金14的自我折磨来判断基督教，也不会根据九月的屠夫们15和罗伯斯庇尔的织袜女工们16来判断法国革命。

这里谈到的那些傲慢的青年人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他们表现了当前的一种典型，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时常可以见到，这是从我们原来的停滞状态向前发展时出现的一种畸形的过渡形态。

他们大多缺乏教育所赋予的那种气质，从事科学研究所养成的那种毅力。在解放的第一阵冲动中，他们便匆匆丢下了一切因袭的程式，抛弃了一切减轻震荡的橡皮缓冲衬垫，以致与他们的最简单的交往也变得困难重重。

我们这些捣乱的孩子把一切丢得精光，以刚出娘胎的形态自豪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可惜出生的条件不好，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纯朴而强壮的小伙子，却成了彼得堡中层社会不健康的粗俗生活的继承者。他们让人看到的不是运动员的肌肉和青春的体格，而是先天性贫血造成的不幸症状，年深日久的创伤和各种脚镣手铐留下的痕迹。他们中间真正出身劳动人民的不多。仆人房、军营、神学校、小地主农庄的影响，竭力把他们推向相反的方面，渗入了他们的血液和头脑，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永不消逝的烙印。据我所知，这些情形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对旧的、狭隘的压迫世界的反抗，把年轻一代抛向对立地位，与敌对的环境誓不两立；这里是谈不到分寸，也谈不到公正的。相反，这里起作用的只是仇恨，只是报复。“你们假仁假义，我们就玩世不恭；你们道貌岸然，我们就嬉笑怒骂；你们对上面恭恭敬敬，对下面粗鲁无礼，我们就对所有的人粗鲁无礼；你们装得彬彬有礼，其实并不尊重别人，我们就直截了当，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们的自尊心只限于体面和外表的荣誉，我们却要为了我们的荣誉把你们的体面和你们的荣誉统统踹在脚下。”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否定共同生活一切通行准则的人，却充满了先天性痼疾和畸形现象。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些否定一切的人抛弃了身上的一切遮盖物以后，只能靠果戈理的佩图赫17的衣衫炫耀自己，可是他们又不具备梅迪契的维纳斯18的体型。赤身露体不能掩饰，只能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证明他们彻底缺乏教养；他们粗野而狂妄的谈吐，与俄国农民心地温厚、单纯善良的粗犷毫无共同之处，倒是很像乡下恶讼师、商店老板和地主家奴的嘴脸。人民很难承认他们是自己人，正如人民不能承认戴了农民帽子的斯拉夫主义者为自己人一样。对人民说来，他们是陌生人，是敌对阵营中的下层阶级，营养不良的老爷，没有职务的小官僚，德国种的俄国人。

为了获得充分的自由，他们必须忘记自己的解放，忘记解放前的生活，抛弃从小生长的环境所养成的习惯。在这一切没有完成以前，我们不能不从他们的每一个举动和每一句话中，看到仆人室、军营、衙门和神学校的痕迹。

别人一有不同意见，虽然不是当脸一拳打去，至少当面大声咒骂，把斯图亚特·穆勒称作混蛋，忘记了他的全部功绩19——难道这不是老爷作风，那种“看到老家人加夫里尔的领子皱了，便朝他脸上一巴掌”20的作风吗？难道这类举动不像警察、巡官或者乡长揪庄头的白胡须吗？难道这种粗暴野蛮的态度和回答不是清楚地表现了尼古拉时代的军营作风吗？在那些狂妄自大，瞧不起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斯卡洛茹布的孙儿们的影子，他们是在爷爷家中受的教育，也想“派一个曹长去当伏尔泰”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