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二章

瓦·伊·克利西耶夫

瓦·克利西耶夫最近已名誉扫地，众人皆知……内心的急剧转变和外表的迅速变化，悔改的成功，迫不及待的要求公开忏悔1，方式的离奇简捷，叙述的不讲策略，不恰当的诙谐口吻和有失体面的（对悔过者和被赦罪者而言）轻松态度，这一切在不习惯突然而公开转变的我们的社会上，引起了新闻界优秀部分的强烈反感。克利西耶夫不惜一切想得到公众的同情，结果成了众矢之的，人人毫不怜惜地向他扔着石子。我完全不想否定我国沉睡的文化界在这件事上所表现的严峻精神。这种愤怒证明，在我们中间，尽管道德的败坏和言论的无耻已构成了一片黑暗地带，但没有受到腐蚀的清新力量还保存着不少。投向克利西耶夫的愤怒，也就是当年为了一两首诗不能宽恕普希金2，为了《与友人书信集》不能宽恕果戈理的愤怒。

再向克利西耶夫扔石子是多余的了，已经向他扔过整整一条街的石子。我现在想告诉别人和提醒他自己的，是他在伦敦来找我们时，以及他第二次去土耳其时，他是怎么一个人。

让他把那时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与他今天向上爬的甜蜜日子作一个比较吧。

这篇东西是在他悔改和认罪以前，心灵和形态发生转变以前写的。我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增加了摘自书信中的几段话。在这则简略的速写中，我忠实地描写了克利西耶夫，在他坐了小船前往斯库利尼海关3，作为违禁的商品，要求予以没收，授予合法地位以前，他在我的记忆中便是这个样子。

克利西耶夫的信是从普利茅斯发出的。他搭北美公司的轮船到了那儿，打算到锡特卡岛或乌纳拉斯卡岛去工作4。在普利茅斯住了一些日子以后，他不想再前往阿留申群岛，便写信给我，问我是否能给他在伦敦找个职业。他已在普利茅斯结识了几个神学家，说他们对神的启示的出色解释引起了他的兴趣。我警告他不要上英国牧师的当，“如果他真想工作”，请他到伦敦来。

过了两星期，他来了。他还年轻，身材相当高，生得瘦瘦的，带些病态，脑袋是四方的，头发又浓又密，整个外形使我想起恩格尔松（除了头发，因为后者是秃顶），事实上他与他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地方显得不和谐，不稳定，但是毫无庸俗之处。显然，任何监督和约束对他都无能为力，他要自由，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和方向，也没有固定的目标。他比恩格尔松年轻得多，不过仍属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年轻的一代，具有他们的一部分优点和一切缺点：世上的一切他都要学，但什么也没学透彻，什么书都要读，但对什么也没有真正融会贯通。由于对公认的一切总是采取批判态度，他摇摆于各种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建立任何行为准则。5

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克利西耶夫那种怀疑主义的探索精神中包含着一些神秘主义的幻想因素：他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虚无主义者，穿着助祭法衣的虚无主义者。在他的外形、谈吐和声调中，可以感到教会的特征、用语和作风，这使他的整个生活具有独特的气息，似乎他是由截然不同的几种金属熔铸而成的某种统一体。

克利西耶夫正处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再估价阶段，这种再估价是觉醒的俄国人几乎随时在心中进行的，也是西欧人由于事情太多、没有空闲而从未想到过的。我们的“长兄们”在各自的专业活动限制下，埋头在其他事务中，从未考虑要审查习以为常的事物，因此不论建设或破坏，奖励或惩罚，赐予桂冠或给予镣铐，都按照世代相传的准则进行，他们坚定地相信，事情就应该这样，他们已尽了责任。克利西耶夫却相反，他怀疑一切，不肯人云亦云，别人说好就好，别人说坏就坏。这种桀骜不驯的精神，否认以前奉行的道德原则和现成的真理，它在我们尼古拉斋期6的中间阶段特别强烈，每逢压在我们头顶的铁锤放松一分，它便上升一分。这种充满生命和活力的分析精神，遭到了形形色色保守主义文学的攻击，后来又受到了政府的压制。

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声惊醒了我们，我们听到了国外的声音，许多明智之士开始复述那些话，他们说，西方的保守主义在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嫁接现象，我们匆匆忙忙奔向西方教育，不是为了分担他们传统的疾病和腐朽的成见，而是为了“与旧的相比较”，为了可以同步前进，不致落在他们后面……然而我们从实际中看到，在觉醒的思想中，在成熟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神圣的东西”，有的只是问题和任务，思想在探索，理论在否定，坏的和“众所公认的”善在一起摇晃，试验和怀疑的精神正把一切不加区分地带向深渊，而深渊边上的栏杆早已拆除，于是恐怖和惊慌的喊声凌空而起，头等车厢的旅客合上了眼睛，免得看到车厢飞出轨道，列车员们赶忙煞车，要使火车停止一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