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二章（第4/6页）

狡猾的老头儿嗅到了骚乱和战争的气息，于是走出自己的山洞，想打听消息，摸摸情况，看自己应该与谁联合，反对谁。除了俄语和土耳其语，他什么话也不会讲；他先是到了马赛，又从那儿去了巴黎。在巴黎，他拜访了恰尔托雷日斯基17和扎莫伊斯基18，据传说，他还被带去会见过拿破仑，不过这事他自己没向我讲。这些会谈毫无结果，于是白发苍苍的老哥萨克摇摇头，眯缝着狡猾的眼睛，用17世纪的笔法写了封信给我，在信上称我为“伯爵”，还问可不可以来看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

那时我们住在特丁顿，不懂英语是很难找到那个地方的，我特地坐火车到伦敦去接他。一个俄国乡下佬走下了车厢，样子像个土财主，穿一件灰色长袍，留着俄国式胡髭，人不胖，但身体结实健壮，生得相当高，皮肤晒得黑黑的，手里提着一个花布包裹。

“您是奥西普·谢苗诺维奇吧？”我问。

“对，老兄，我就是。”他向我伸出了手。外衣敞开了，我瞥见里边衣服上挂着一颗大星形勋章，那当然是土耳其的，俄国的星形勋章不会赐给农民。那件紧身上衣是青色的，镶了阔阔的花边——这在俄国我从未见过。

“我是赫尔岑，特地来接您上我们家的。”

“太对不起了，伯爵大人，劳您亲自……您派个人来就成了……”

“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奥西普·谢苗诺维奇，那是怎么回事，您怎么会以为我是伯爵呢？”

“基督才知道怎么称呼您，不过您在自己的事业中是个头头。至于我，我可是个大老粗……嗯，我说伯爵，那就是指大人物，指头头。”

不仅谈话的口气，那声音也说明，冈察尔是大俄罗斯的农民。这些人住在偏僻的山沟里，周围尽是外族人，怎么还能讲纯粹的俄语，要是没有旧礼仪派内部的团结，这是不可理解的。分裂派保持着严格的界线，任何外来影响无法跨越这道樊篱。

冈察尔在我们那儿住了三天。头两天他什么也不吃，只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喝一点水。第三天是星期日，他允许自己喝一杯牛奶，吃一碗清水煮的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喝了一盅雪利酒。

俄国人天生的智慧，东方人的狡猾，猎人的机警，从小处在无权地位，必须与强大的敌人和邻人周旋而养成的克制精神，在斗争中、在艰苦的劳动和危险中度过的漫长生涯——这一切都在白发老哥萨克的身上，透过表面显得纯朴的外貌和简单的谈吐反映了出来。他总是不断修正自己讲的话，运用模棱两可的句子，从《圣经》中寻章摘句，在有意识地夸耀自己的成就时也要装出谦逊的表情；如果说他有时谈到过去难免有些得意，讲得过多，那么对他想保持秘密的事，他是从来不会泄露一句的。

这种百折不挠的性格在西方几乎不存在。它不需要这样的人，正如那里的刀剑不需要用大马士革钢一样……在欧洲，一切都靠群众，靠人多势众，个人的力量和谨慎并不这么重要。

他对波兰事业的胜利已不抱希望，谈到自己在巴黎的会谈便频频摇头。

“当然，这种事我们没法猜想，我们是小人物，没有知识，他们可不同，那都是大人物，应该由他们考虑，只是他们未免看得太容易……他们对我说：‘冈察尔，不要怀疑，我们就这么办，例如这件事或那件事，你放心，我们都会替你办好。明白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当然，他们都是好人，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办好……这个巴勒斯坦19可不是好对付的。”

他想打听，我们与分裂派教徒联系得怎样，在边区得到了什么人的支持；他急于知道，旧礼仪派与我们联合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对他说来，采取什么途径都一样——他可以跟波兰和奥地利联合，也可以跟我们和希腊人，跟俄国或土耳其联合，只要这对他的涅克拉索夫哥萨克有利就成。他离开我们时，也是摇着头走的。后来他写过两三封信给我们，信中除了其他，还抱怨克利西耶夫，并且不听我们的劝告，上书给了沙皇。20

1864年初，两个俄国军官到了图尔恰，他们都是流亡者，名叫克拉斯诺彼夫采夫和瓦西里耶夫（？）21。起先这不多几个移民还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他们教孩子读书，腌黄瓜，补衣服，种菜园。克利西耶夫的妻子煮饭，给他们缝衣服。克利西耶夫很满意这个开端，对哥萨克和分裂派教徒，对同志们和土耳其人也很满意。22

克利西耶夫还给我们写过一些幽默故事，谈他们在那儿定居的情形，可是就在这时，命运的黑手已伸到了图尔恰这个小团体的上空。1864年6月，伊万·克利西耶夫在到达后刚满一年，便因恶性伤寒症死于哥哥的怀中，年仅二十三岁。他的死对哥哥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自己也得了病，但总算逐渐痊愈了。他那时的信是骇人的。支持这些隐修士的精神瓦解了……忧郁和烦恼主宰了他们……摩擦和争吵开始出现了。冈察尔在信上说，克利西耶夫拼命喝酒，克拉斯诺彼夫采夫终于自杀，瓦西里耶夫走了。克利西耶夫再也不能忍耐，带着妻子儿女（他那时又生了一个孩子）离开了那里，他既没有钱，也没有目的，起先到了君士坦丁堡，后来前往多瑙河两公国。他与所有的人断绝了一切联系，甚至我们一时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不再与土耳其的波兰流亡者保持任何来往。他找不到糊口之计，无可奈何地望着瘦弱不堪的妻子儿女。有时我们寄些钱给他，这不足以解决他的问题。他的妻子死前不久在信上说：“我们有时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最后几经周折，克利西耶夫总算在加拉茨找到了职业：“修建公路的监工员”。苦闷折磨着他，咬啮着他……他不能不为家庭的处境责备自己。愚昧粗野的东方世界使他感到委屈，绝望，他想跳出这个世界。他丧失了对分裂派教徒的信心，对波兰人的信心……对人、对科学、对革命的信心也摇摇欲坠，可以预言，它不久就会彻底崩溃……他唯一盼望的便是尽一切努力脱离那个环境，回到我们这儿，但他惊惶不安，不能抛开他的家庭。他几次在信上说：“如果我是单身一人，我可以背起一只照相机或者一架手摇风琴，在世上漂泊，步行到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