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二章（第2/6页）

当然，害怕是没有道理的。正在兴起的力量还太软弱，不可能使六千万人的火车改变轨道。但是它有自己的纲领，可能还是预言。

克利西耶夫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最初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状态，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然而他已丧失了全部精神财富。他否定了旧的，抛弃了固定的一切，离开了海岸，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无边的海洋。他同样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信仰和反信仰，对待俄国的秩序和西方的秩序。只有一点在他心中扎了根，那就是他激烈而深刻地意识到了当代国家制度在经济上造成的不公正，这导致了对它的憎恨，对他认为可以指明出路的社会理论的模糊向往。

在理解之后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这是他不容剥夺的权利。

在伦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个地区——富勒姆区的一条小胡同中，那里住的都是面色苍白、蓬头垢面的爱尔兰人和各种面黄肌瘦的工人。走进这些阴暗潮湿、没有屋顶的砖石走廊，只觉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光线，没有一点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颜色，暗淡无光，煤灰和烟灰又给一切披上了一层丧服似的黑纱。这里看不到店员运送食物的手推车，找不到出租马车，听不到狗吠声——狗在这儿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只是偶然有一只沾满煤灰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乱蓬蓬的猫跑出屋子，爬上屋顶，靠在烟囱旁边取暖，一边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里实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时他不在家。一个非常年轻、又非常难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着哭肿的眼睛，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铺的一块草垫旁边，草垫上有个一两岁的孩子正发高烧，翻来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将死了。我望着他的脸，想起了另一个孩子死前的面貌。那是同样的表情。过了几天，他死了，但另一个又出生了。

贫穷统治着这个家庭。那个消瘦的妇女，或者不如说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简单地忍受着一切。看着她患瘰疬病的虚弱憔悴的外形，简直不能想象，在这消瘦的身体里怎么会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和忠诚的意志。她对我们那些廉价小说的作者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她是，或者希望是，我们后来称作虚无主义者的那种女人，头发总是挽成古怪的式样，不注重衣衫，拼命吸烟，不怕大胆的思想，也不怕大胆的谈吐；她对家庭美德无动于衷，从来不讲神圣的责任，也不会说她每天所作的牺牲如何甜蜜，压在她年轻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轻松。她从不炫耀自己与贫困所作的斗争，只是默默地从事一切：缝补，洗濯，养孩子，煮菜，打扫房间。她对丈夫说来是一个坚定的同志，跟着他到处流浪，东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后两个婴孩，然后作为一个伟大的殉难者，在遥远的东欧献出了生命。7

……起先我跟克利西耶夫辩论，努力说服他，在对流亡者的生活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不要马上切断返回祖国的道路。我对他说，首先必须对生活在异乡客地的困难，对英国，尤其是伦敦的艰苦条件，有所了解；我说，如今在俄国，一切力量都是宝贵的。

“您在这儿预备做什么？”我问他。克利西耶夫说他想学习，什么都学，也什么都写，但首先打算就妇女问题和家庭结构写些东西。

“首先应该写的是农民解放必须获得土地，”我对他说，“这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但是克利西耶夫的兴趣不在这方面。他真的给我拿来了一篇谈妇女问题的文章。它写得非常糟，我没有刊登，克利西耶夫很生气，直到过了两年，他才为此向我表示感谢。

他不希望回国。

不论怎么说，必须为他寻找工作。我们便是这么做的。他的神学怪癖帮助了我们。伦敦圣经公会要出版俄文《圣经》，我们推荐他当了校对员。后来我们又把在各个时期收到的关于旧礼仪派的一叠文件交给了他。为了整理和出版它们，克利西耶夫废寝忘食，花了不少力气。他所憧憬和向往的东西，现在以事实展开在他眼前了：他从分裂派中看到了披着福音外衣的粗糙而幼稚的社会主义。8这是克利西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他陶醉在工作中，有时晚上还跑来找我，向我谈反正教仪式派信徒和莫罗勘派教徒9的社会思想，或者费多谢耶夫派10教徒纯洁的共产主义学说；他对他们在森林中的漂泊生涯赞不绝口，以致觉得他的生活理想便是与他们一起过流浪生活，或者在别洛克里采11和俄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分裂派中当教师。

确实，克利西耶夫生着一颗“流浪汉”的心，在精神和实际方面都是个流浪汉：变化不定的思想和苦闷折磨着他。他无法老待在一个地方。他找到了工作、职业、小康的生活条件，但他没有找到可以使他永不安静的精神得到安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