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

高潮和低潮1

（1858—1862）

1

……早上十时，我听见楼下传来了粗重而不满的声音：

“你就通报一个俄国上校求见好了。”

“先生早上从不会客，也……”

“明天我就走了。”

“请问贵姓，先生……”

“你就说一位俄国上校。”上校提高了一点声音。

朱尔觉得非常为难。我走到楼梯口，从上面问他：

“您有什么事？”

“这是您吗？”上校问。

“对，是我。”

“先生，请吩咐放我进来。您的仆人不让我进屋呢。”

“对不起，请进屋吧。”

上校有些生气的脸色消失了，他跟我一起走进书房，突然摆出庄严的姿态，对我说道：

“我是某某上校，正好路过伦敦，我认为我有义务来拜访您。”

我顿时觉得好像我成了将军，指指椅子说道：

“请坐。”

上校坐下了。

“在这儿要耽搁多久？”

“明天就走。”

“到了很久了吧？”

“整整三天。”

“为什么不多住几天？”

“您知道，这儿语言不通不好办，真是如堕五里雾中。我对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十分欣慰，也代表许多同志谢谢您。您出版的东西使我们获益匪浅：它们包含着许多真理，有时简直叫人捧腹大笑。”

“非常感谢，这是在国外所能得到的唯一奖励。您收到很多我们的刊物吗？”

“很多……而且每一期都不知有多少人读它，简直把书都读破了，读烂了，有的人还爱不释手，甚至抄录下来。有时我们集合在一起，一边读一边评论……我想，您对一个军人和真诚的崇拜者讲话这么直率，不会计较吧？”

“说哪儿的话，我们是决不会反对言论自由的。”

“我们中间常常这么说：您的揭露是十分有益的；您知道，比方说，我们对苏霍扎涅特能说什么？对不起，闭上你的嘴巴！还有那个阿德勒贝格呢2？但是您瞧，您离开俄国太久了，您对它已不太清楚，我们总觉得，您对农民问题看得太重要了……它还不成熟……”

“是吗？”

“真的……我与您完全一致，不错，他们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样，您可以相信这一切，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还没到时间。”

“您这么想？”

“我这么想……要知道我们的农夫懒得不像话……当然啦，他们都是好小伙子，但是酗酒，懒惰。一下子解放了，他们就不想干活，不想种田，非得饿死不可。”

“可是您担心什么呢？您是上校，谁也不会要您给俄国人民供应粮食……”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驳中，我讲的这句话是上校最没料到的。

“这当然，从一方面看……”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担心；难道他们因为给自己播种，不给地主老爷播种，便真的会饿死不成？”

“请原谅，我认为我有责任说明……不过我觉得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太多了……我得告辞了。”

“我非常感谢您的访问。”

“对不起，别送了。啊，我的马车呢？府上实在太远了。”

“是的，不太近。”

我希望让这个美好的场面作我们光辉灿烂、繁荣兴旺的时期的起点。类似这样的场面曾一再出现；不论我住得离伦敦西区多么远——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也不论我每天上午怎么闭门谢客，都没有用。我们成了时髦人物。

那时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现在许多人却愿意不惜代价，要从记忆中——即使不从自己的记忆中，至少从别人的记忆中，抹去访问的痕迹……可是在当时，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时髦人物，在一本旅游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间。

这是从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这样。随着1848年后反动势力在欧洲的成长和强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了，俄国人开始躲避我，怕与我接近……何况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绝返回俄国。那时旅游者极少。有时偶然来一个老朋友，讲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谈到回国便提心吊胆，临走时还得东张西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自己的同胞。在尼斯的时候，阿·伊·萨布罗夫3坐了马车，带了一个听差来看我，这在我眼里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为。1852年我秘密路过法国时，在巴黎会见了几个俄国人，这是最后一批。在伦敦，我的家没有人上门。过了几周，几个月……

听不到俄国的语言，看不到俄国人的脸。4

没有人写信给我。米·谢·谢普金是我在伦敦见到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