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4/15页）

其中最好的一封显然是一位青年军官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写的，信一开始是些客套，称我“亲爱的先生”，显得非常谦虚和客气……慢慢脉搏加快了，先是劝导，接着是告诫……热度逐渐上升，到了第四页（大型信纸），我们的友谊已突飞猛进，这位陌生人连连称我“亲爱的，亲爱的”；最后，勇敢的军官说道：“我这么坦率地给你写信，是因为我衷心爱你。”读着这信，我仿佛看到一个年轻人吃过晚饭，坐在那儿一边写信，一边喝烧酒……酒瓶逐渐空了，他的心却逐渐满了，友谊逐渐增长了，随着最后一口酒咽入肚里，好心的军官便爱上了我，要改造我，爱我，拥抱我……军官，军官，只要您把嘴巴擦干净，我对我们如此迅速建立的、背对背的友谊，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不过，谈到军官，我得说，在访问我们的人中，最富有同情心、精神最健全的是军官。非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大多不太单纯，神经过敏，喜欢舞文弄墨，炫耀才华。军人就比较朴实，单纯，他们觉得自己受的军官教育并不完美，也知道自己的名声似乎不太好，因此争取上进，要努力学点什么。实际上，他们的教养根本不比别人差，而且根据精神反抗的伟大规律，他们在兵团专制统治的压力下，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爱好独立自主的心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军官世界中出现了严肃的新动向，这从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等人的被处死，波捷布尼亚的战死在沙场，以及克拉索夫斯基和奥布鲁切夫的被流放服苦役等，32都可以得到证实。

当然，从那时起，也有许多许多人掉转了车辕，开始接受理性和军事法规的约束，这是不足为奇的……

顺便谈谈变节问题。军官中有一个热情的年轻人，与非常高尚和纯洁的谢拉科夫斯基33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看过我，临走时，他把我叫到花园中，紧紧拥抱着我，说道：

“如果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需要人帮忙，那么请记住，我是无条件忠于您的……”

“请保重自己，保护好那些充满在您心中的感情，永远不要让自己走进反对人民的行列中。”

他挺起了胸膛。“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您什么时候听到我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要宽恕我，请您写信向我直接指出，提醒我今天晚上的事……”

……谢拉科夫斯基负伤被捕后，已给送上了绞刑架，那时到过伦敦的年轻人中，有些也已退伍，飘零各地……我只看到一个名字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我那位热情的年轻人的名字。不久前他在矿泉疗养地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便向他咒骂波兰，赞美政府；看到谈话不太融洽，将军醒悟了，说道：

“哦，您大概还没忘记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愚蠢的幻想……记得我们在阿尔法路34上的谈话吗？多么幼稚，多么没意思！……”

我没有写信给他——为什么要写呢？

2

……在水兵中也有出色的、很好的人，不仅弗·卡普35从纽约写信给我时提到的那些优秀的青年人，而且在年轻的海员和海军准尉中，一般说来，也出现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力量。特鲁韦勒的例子对我们的思想是最好的注解。36

……我与海军部门打过一次交道，很有意思。一个舰长带了他的海军大尉和其他几个军官来看我，甚至邀请我到他们船上参加一个命名日的酒宴。在酒宴前两天，我得悉他船上的一个水兵因为偷偷喝酒被打了一百鞭子，另一个水兵因为开小差，也将遭到鞭打。我给舰长写了下面这封信，直接寄往船上：

“亲爱的先生：

“您到过我这儿，我认为您的光临是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原则表示的支持，直到现在我依然这么想，因此我愿意就一个情况与您进行坦率的交谈，这个情况使我们深感忧虑，并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互相理解。

“日前我与特霍热夫斯基谈话时从他那里得悉，在您指挥的军舰上，水手们经常遭到残酷的鞭打。同时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个不幸的水兵企图逃跑，被英国警察抓获（把水兵当作奴隶，这种法律很糟糕）。

“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难道法律要求您执行它暴虐的规则，如果您不执行这些天然违背一切人性的条文，您便得承担什么责任吗？在我国陆军和海军的各种野蛮荒谬的规则中，据我所知，它们并未把不经法庭审问便处以体罚作为长官必须履行的职责，相反，它们还尽量限制长官任意惩罚的权利，限制鞭打的数目。即使假定您实行鞭打是因为相信它是正义的，但如果这样，您想，我们作为一切专制、暴力、首先是体罚的公开敌人，与您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