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二章（第3/6页）
克利西耶夫作为名副其实的俄国人，每个月都要拟定一份新的工作提纲，制订一些计划，旧的尚未完成，便开始了新的活动。他有时猛干一阵，有时又什么也不干。他往往轻易着手一件事，马上又厌烦了，一下子从一切中得出了最后的结论，甚至走得更远。
分裂派的文集获得了成功；他出版了六册，很快便销售一空。政府看到这情形，同意了公布旧礼仪派教徒的材料。《圣经》的翻译也是这样。翻译希伯来文并不容易，克利西耶夫试图完成这艰巨的工作，“逐字”迻译，尽管闪米特语言的语法结构与斯拉夫语言完全不同。然而它分册出版时，立刻售罄了。东正教主教公会对俄文《旧约全书》在国外的发行大感恐慌，马上向它表示了祝福。这些从反面来的成功，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算作我们印刷所的功绩。
1861年底，克利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与分裂派教徒建立巩固的联系。以后应该由他自己来讲这次旅行。这样的旅行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但是它却真的实现了。它的大胆几乎接近于荒谬，它的冒失几乎是犯罪，但是当然，我不想为此指责他。在国外谈论这事，稍不谨慎，便可造成许多危害。何况这并非问题所在，也不涉及对旅行本身的评价。
回到伦敦后，他应特鲁布南的要求，开始为英国人编写俄语语法，并翻译一本金融方面的书；但前者和后者都没有完成：旅行破坏了他伏案工作的习惯，写作变得使他苦恼，他忧郁，消沉；然而他必须工作：身边已无分文。可是新的欲望这时开始折磨他了。旅行的成功，不容争辩的勇敢，秘密会谈，战胜危险的行动，使他心中本来十分强烈的自尊心益发不可收拾；与恺撒、唐·卡洛斯和瓦季姆·帕谢克相反，克利西耶夫把手伸进浓密的头发，忧郁地摇摇头，说道：
“还不到三十岁，可是我已担负了这么重大的责任！”12
根据这一切很容易明白，他没有编完语法书便走了。他去了土耳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进一步接近分裂派教徒，与他们建立新的联系，如果可能，就留在那儿，开始传播自由教会和村社生活的福音。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竭力劝他别走，继续工作。但对流浪生活的向往，对伟大事业和闪耀在他眼前的伟大前景的渴望，比我更加有力，他终于走了。
他与马尔季亚诺夫几乎是同时离开的。一个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和考验，终于在雅西和加拉茨之间埋葬了亲人，自己也消失在那儿了；另一个则是在苦役劳动中葬送了自己——沙皇骇人听闻的顽固和地主官僚报复成性的残暴把他送到了西伯利亚。13
在他们之后，另一种气质的人登上了舞台。我们的社会蜕变往往并不深刻，只涉及浅浅的一层，因此演变迅速，形态和色泽也不断更改。
在恩格尔松和克利西耶夫之间，正如在我们和恩格尔松之间一样，相隔了整整一个发展阶段。恩格尔松是一个受损害、受侮辱的人；整个环境给他的危害，他从小呼吸的污浊空气，都使他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掠过他身上的一线光明，使他在死前得到了三年的温暖，然而那时不治之症已在咬啮他的胸膛。克利西耶夫也遭到了环境的摧残和蹂躏，然而他没有绝望和屈服；他留在国外，不仅是为了平安，也不仅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压迫，他是要奔向一个地方。至于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这正是他这一代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在寻找，而目前只是在四面张望，要把在学校、书本和生活中取得的大量观念理出一个头绪，但也可能永远理不出头绪。他的内心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断裂层，它对他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他怀着它在等待可以吸引他整个生命的事业，或者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思想。
现在我们回头再谈克利西耶夫。在土耳其游荡了一阵，他决定在图尔恰定居；他想在那儿建立一个宣传中心，在分裂派教徒中开展活动，为哥萨克孩子办一个学校，并进行公社生活的实验；在公社中，收益和损失由全体社员分摊，细活和粗活，轻活和重活，也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住房和食物的廉价供应，为实验创造了条件。他结识了涅克拉索夫哥萨克14的老首领冈察尔15，起先把他捧上了天。1863年夏，他的弟弟伊万16来到了他这儿，这是一个漂亮的、很有才干的小伙子。他因为在大学里参加学潮，从莫斯科被放逐到彼尔姆，在那儿遇到一个为非作歹的省长，老是挑他的岔子。后来他又被叫回莫斯科，要为什么事作证；他面临着危险，可能会流放到比彼尔姆更远的地方。于是他逃出警察局，经过君士坦丁堡，到了图尔恰。他的到来使哥哥非常高兴，他正在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最后，他把想念他的妻子也叫去了——她一直在我们的照料下住在特丁顿。在我们为她置办行装时，冈察尔到伦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