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七章

伊·戈洛温1

在六月斗争时期2，我遭到搜查，给抄走了信件等等以后，过了几天，伊·戈洛温第一次来看我；这以前，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写过一些不太高明的文章，而且为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名声非常不好。他去找过拉摩里西尔3，尽管我根本没有托他，他企图为我进行斡旋，但什么也没做成，却跑来向我索取我微不足道的感谢，利用这机会与我套交情。

他告诉我：“我对拉摩里西尔说；‘将军，跟俄国的共和主义分子作对，却对俄国政府的间谍不问不闻，这是可耻的。’拉库里西尔问我：‘您知道这些人吗？’‘谁不知道！’‘说说这些人的名字。’‘嗯，雅科夫·托尔斯泰4和若米尼将军5。’‘明天我会下令搜查他们。’‘但是若米尼像是俄国间谍吗？’我问他。‘哈哈哈，这点我们马上会看到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

卢比孔河越过了6。不论我怎样对戈洛温的友谊表示冷淡，尤其不欢迎他的光临，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星期总要造访两三次，致使我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平也降低了——争吵、谣言、人身攻击开始了。过了五年，戈洛温为了挑起决斗，故意想惹怒我，说我怕他；他不知道，早在伦敦的争吵以前我已经怕他了。

我在俄国就听说，这个人行为不轨，在金钱方面有些不择手段。舍维廖夫7从巴黎回国后，谈到过戈洛温与仆人打架，以致涉讼公堂的事，还把这算在西欧派账上，因为戈洛温也属于这一派。我向舍维廖夫指出，对西方可以责备的只是打架，要是在东方，戈洛温可以干脆鞭打仆人，谁也不会讲一句话。

他那些如今已被忘记的关于俄国的大作，更使我不想认识他。那无非是些法文的华丽辞藻，罗特克派8的自由主义论调，连篇累牍的小道消息，陈词滥调式的道德说教，信口雌黄的人身攻击，既不合逻辑，没有观点，也没有任何联系。波戈金9是制作大杂烩式的文章，戈洛温是贩卖大杂烩的思想。

我尽可能避免与他认识。他与巴枯宁的争论帮了我的忙。戈洛温在一份报纸上登了一篇维护贵族自由权的文章10，其中提到了巴枯宁，巴枯宁当即宣称，他不论与俄国的贵族，还是与戈洛温都毫无共同之处。

大家已经看到，到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就无法保持对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了。

每一天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对的。在戈洛温身上，俄国军官和俄国地主所有的、令我厌恶的一切，与西欧人的无数小缺点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谈不到调和与折衷，谈不到互相补充，也不包含任何怪诞、才智或诙谐的成分。他的外表庸俗，傲慢，讨厌，与某一类人惟妙惟肖，这类人带着纸牌或者不带纸牌，在矿泉疗养地和大都市中游荡，整天吃喝玩乐，大家认识他们，也了解他们的一切，不了解的只是他们靠什么生活和为什么生活。戈洛温是俄国的官员，法国的花花公子和吹牛大王，英国的江湖骗子，德国的容克地主，我们祖国的诺兹德廖夫和来到异乡客地的赫列斯达科夫11。

他为什么离开俄国，在西欧要做什么？要知道，他在他所描写的那些官员中间本来如鱼得水，逍遥自在。离开了他所出生的环境，他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重心。在德尔普特大学毕业以后，戈洛温便在涅谢利罗德12的办公厅中任职。涅谢利罗德向他指出，他的字写得太糟，他一气之下便去了巴黎。通知他回来时，他答说他还不能回国，因为他的字还没有练好。接着他发表了他编写的《尼古拉治下的俄国》，其中使尼古拉最生气的一点是说他写错别字。戈洛温接到了回俄国的命令，但是他不回去。他的弟兄们13便趁机克扣他的供应，让他挨饿，把应该寄给他的钱减少了很多。整个过程便是这样。

这个人既没有艺术气质，也没有审美要求，对科学毫无兴趣，又不愿认真工作。他的诗意局限于他自己，他喜欢装模作样，保持体面的外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地主的习惯，一辈子没有从他身上消失，与半流亡者和半波希米亚人的游牧式生活习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有一次在都灵，我看到他拿着一根树条站在菲德饭店门口……他的面前站着一个扫烟囱的孩子，大约十二岁，衣衫褴褛，光着脚；戈洛温在给他丢铜子，丢一个便用树条抽一下他的脚，于是孩子蹦一下，表示很痛，又请他再打。戈洛温哈哈大笑，继续丢铜子。我不相信他打得很重，但这总是鞭打，难道他觉得很有趣吗？

在巴黎以后，我们起先在日内瓦，后来又在尼斯相遇。他也是被法国驱逐出境的，当时的境况很不好过。14他简直没法过日子，尽管那时尼斯的生活水平低得叫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常常巴望戈洛温得到一份遗产，或者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可以让我摆脱这个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