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七章（第2/9页）

他从尼斯去了比利时，又从那儿给驱逐了，于是来到伦敦，取得了英国国籍，大胆地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了“霍夫拉公爵”的称号，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以英王治下的臣民的资格回到都灵，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在报上他任意辱骂大臣们，以致又被驱逐出境。戈洛温想取得英国大使馆的庇护，但遭到了大使的拒绝，于是他重又渡海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自封为工业界的骑士，革命的闯将，徒劳无益地企图参加形形色色的政治圈子，与社会上所有的人拉关系，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1853年11月末，沃尔采尔来找我，请我在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会上讲几句话。戈洛温正好进来，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马上向沃尔采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发表演说？

沃尔采尔有些不高兴，我更不必说，尽管这样，他还是作了答复：

“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参加，在会上发言，但会议是统一的，我们对每个人想讲的话，必须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要在某一天开会讨论这事，欢迎您来谈谈。”

戈洛温当然接受了邀请。沃尔采尔临走时在前厅中一边摇头一边对我说：

“真见鬼，怎么碰上了他！”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参加预备会议，我预感到非出乱子不可。会议开始后还不满五分钟，我的预感便应验了。在断断续续讲了几句泛泛之谈以后，戈洛温突然转向赖德律-洛兰，先是提到他们曾在哪里见过面，尽管赖德律-洛兰什么也不记得；接着，他忽然无缘无故向他证明，经常得罪拿破仑是错误的，从策略上看，为了波兰的事业，不如宽恕他……赖德律-洛兰的脸色变了，但是戈洛温继续说道，只有拿破仑可以拯救波兰等等。他还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马志尼和科苏特都理解了这一点，正竭尽全力要接近拿破仑呢。”

“您怎么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赖德律-洛兰激动得忘记了一切，问道。

“我听说……”

“谁说的？大概是什么间谍吧，正直的人不可能讲这种话。先生们，我并不认识科苏特，但我还是相信这不是事实。至于我的朋友马志尼，我敢为他担保，他从没有想过要作这种让步，这只能成为可怕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他整个信仰的背叛。”

“是的……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四面八方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戈洛温的话激怒了大家。赖德律-洛兰突然转向沃尔采尔，对他说道：

“现在您看到，我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参加你们大会的人太杂了，在会上不可能不出现我不能接受、甚至不愿听到的意见。请允许我退出，恕我不能在29日的大会上发言。”

他站了起来，但沃尔采尔拦住了他，对他说，负责大会工作的委员会选举他作自己的代表，根据这身份，他必须请赖德律-洛兰留下，以便让同志们决定，在发生这场争论以后，他们是允许戈洛温发言从而失去赖德律-洛兰的参加呢，还是与此相反。

然后沃尔采尔与领导小组的成员作了商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戈洛温看得很清楚，因此没有等到答复便站起身来，盛气凌人地对赖德律-洛兰说道：

“我把荣誉和席位让给您，我主动谢绝在11月29日大会上发言。”

说罢他便趾高气扬地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出了屋子。

为了一下子解决问题，沃尔采尔提议我念一下或谈一下我的发言提纲。

第二天便是大会，这是最后几次盛大的波兰起义纪念会之一，它成功了，人非常多，我在八时到达，会场已挤得满满的，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为委员会准备的讲台上。

“我正在到处找您呢，”达拉什医生对我说，“赖德律-洛兰在旁边的房间里等您，他希望无论如何在大会开始前与您谈一下。”

“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为了那个二流子戈洛温。”

我去找赖德律-洛兰。他气呼呼的，这也难怪。

“您看看，”他对我说，“这混账东西在我到达前一刻钟送了这张条子给我。”

“我不能为他负责。”我说，一边打开了信。

“当然，但我希望让您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便条写得粗暴而愚蠢。他仍然企图用夸口来掩盖失败。他给赖德律-洛兰写道：如果他没有法国人的礼貌，至少应该表明，他并不缺乏法国人的勇气。

“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狂妄自大的人，但没料到这一点，”我说，交还了条子，“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给他一个让他永志不忘的教训。我要在这儿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撕下这个冒险家的假面具；我要公开我们的谈话，并请您作证，因为您是目击者，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