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七章（第4/9页）

坐上马车时，我对戈洛温说：“瞧，这是文学的时代。我听说，从前聪明人是带着螺旋拔塞钻去决斗的；用小册子武装自己，这的确是新现象！”

为什么我要从耻辱中挽救这个人？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后悔。这一切宽恕，容忍，掩饰，挽救，往往使我们自讨苦吃，这完全符合别林斯基提出的那条伟大规律：“坏人之所以能为非作歹，就因为他们把正直的人当作坏人来对待，而正直的人却把坏人当作正人君子。”16报界和政界的败类之所以危险和讨厌，便在于他们两面三刀、难以捉摸的作风。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却能赢得一切。挽救这些人，只能使他们故态复萌，重蹈覆辙。

我对这件事的叙述没有一句是夸大的。因此大家想想，十年以后，当我看到戈洛温在德国出版的一本书时多么吃惊，他说，赖德律-洛兰向他表示了歉意……尽管他知道，赖德律-洛兰和我都还活着，都还健在……难道这不是天才吗！

大会是在1853年11月29日召开的，1854年3月，我以“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17的名义发表了告驻波兰的俄国将士书，文章短短的，却引起了戈洛温的极大义愤，他给我送来一份抗议书要我发表，抗议书如下：

“我读到了您在报喜节18写的‘喜讯’。

“它是用‘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的名义写的，然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词句：‘我不记得，在俄国哪个省’。

“因此我感到不解：这同盟是否只有您和恩格尔松两个人，或者只有您一个人？

“我不想在这里分析它的内容，您也没有把它的原稿给我看过。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态度：我不能保证对于没有要求我提供意见的人，我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论是谦逊还是良心都不允许我说，我能把俄罗斯民族的名字与西方民族等同起来。

“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求您在最快最短的时期内公布：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过您的俄文印刷所印制的任何宣言书。

“我希望您不要迫使我寻求别的公布方式。

“向您问好。

伊万·戈洛温

1854年3月25日于伦敦

“又，至于是按原信形式发表，还是摘要公布它的内容，这可由您视情况裁夺。”

这抗议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看到它可以使我与这个无比讨厌的人脱离关系，公开宣告我们的分歧了。欧洲和波兰人往往从表面上看待俄国（尤其是在它既不攻打邻邦，也不在亚洲实行兼并的间歇时期），以致我必须努力十年才能使他们不致把我与这个臭名昭著的伊万·戈洛温混为一谈。

在抗议之后，戈洛温还寄来了一封杂乱无章的长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也许，我们分开对共同的事业更有利，只要不把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互相斗争上。”对此我答复他道：

“我认为我必须为昨天收到的大函感谢您，我充分赞赏它的善良意愿：减少在报上的公开争吵。

“我完全同意，我们分开更有利。至于您提到的斗争，我从未想到过。我从未首先发难，因为我没有什么要反对您的，尤其是我们每人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您应该记得，您现在公开说的话，我早已多次在私人间向您提出过。我们的态度、观点和好恶全然不同。我依然尊敬您，但请您把我们的分手看作既成事实，这样，无论您或我，都会感到更为自由。

“这信便是我的答复。它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此我要求您不必再继续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们可以客客气气地分手，不使用任何粗暴的语言或采取任何仇恨的行动。

“祝您一切顺利。

写于3月30日星期四”

但戈洛温根本不想与我断绝来往，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想出出气，因为我们发表《告将士书》没有通过他，然后再与我和解，但是我已经不想错过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我的信发出后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寄了一包东西给我。我打开后发现，里边是一张加黑框的纸……我一看，那是1852年5月2日发出的邀请他参加葬礼19的请柬。这是他从都灵来信后我寄给他的，我还在请柬上写了几句话：“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从不怀疑您有一颗善良的心……”现在就在这张纸上，他写道，他要求与我见面谈谈，还给了我一个新的地址，然后说：“这不是为了钱的事。”

我复信道，我不能去看他，因为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要找我，而且决裂是他引起的，不是我引起的，何况他已把这事闹得尽人皆知了。但我可以在家中接待他，他何时光临，悉听尊便。

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态度谦逊而温和。我一再向他声明，我不会对他采取任何敌对步骤，但是我们的观点和态度分歧如此之大，因此见面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