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七章（第5/9页）

“那么您怎么直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我没作声。

我们分手时十分冷淡，但很客气。

似乎不致再有什么事了吧？不，就在第二天，戈洛温又给了我下面这封信：20

“（请勿外传）

“今天的谈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您有成立同盟的权利！因此我不想再提出任何争论，希望您也避免可以导致这后果的一切行动。

“在您的新朋友背弃您的时候，您会发现，我始终是忠于您的。

“我的劝告是您应该写信给《广告晨报》，说您不想与他们打笔墨官司，只是因为您鄙视那种分不清爱国者和自由之友与间谍的不同，赞美布鲁诺夫21而诽谤巴枯宁的愚昧态度。

“我不想来找您，因为现在我得从事比争取同情更重要的工作。

“如果您想来看我，我随时欢迎，尤其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有话可以交谈。

伊·戈

1854年4月26日”

到夏季，我迁居里士满，有一段时间没再听到戈洛温的任何消息。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他听人说（他没有说出名字）我在自己家里“取笑他”……因此（像情人一样）要求我退还他在尼斯送给我的画像。尽管我翻箱倒柜忙了半天，还是没有在任何信件中找到这相片。

事情不好办……但没有法子，我只得告诉他，画像丢了。我请我们共同的朋友萨维奇转告他，我没找到，并向他重申，我对他毫无恶意，希望他不要再打扰我。

对此的答复便是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对萨维奇说，如果我写信给您，您可以还给我十镑钱。我本来的安排是尽我所有付给您二十镑，因为您自己在信上说过，您从一百镑中只想接受二十镑。我曾指望我的情况很快好转，只是事实并非如此。但再过一星期，至多两星期，我就可以把这十镑钱还给您。您说您不是我的敌人，我也希望您不要把我的要求当作对朋友的恩惠，应把它看作正义的行为。如果您不这么想，便拒绝好了，但不必向您的崇拜者们大谈这事。

伊·戈

8月16日”

我没有答复这封信。不用说，我根本不会托萨维奇谈到任何钱的事。戈洛温故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使一个简单的要求变成了一种交易。萨维奇是俄国土壤上生长的、流落在异邦的最有趣的野花之一，关于他，我们在别的地方再谈。

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他猜到，没有复信便是拒绝，当然，他已发觉自己的行为不够谨慎。他有些怕，于是决定以攻为守，在信上对我说，我是“德国人或犹太人”，并退回了我的C信22，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您是胆小鬼。”

这以后又来了两封用伪装的笔迹写的信，信中充满了D信23那样的谩骂。可惜的是这些信一部分已经遗失，不过它们的语气是一致的。

他以为我收到他那封讲我是胆小鬼的信以后，我会派代理人去向他提出决斗，但我关于荣誉的观念确实有些奇怪，与他的截然不同。我觉得，杀死一个比塞塔24或感化院的候补者，固然没有意思，如果被这个疯子杀死，或成为残疾，他当然要因此坐牢，可是我却要丢下自己的全部工作，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我不怕他，这太荒唐了……难道既进行恐吓，又不致使被恐吓者丧失荣誉，这便是疯狗享有的特权？

又安静了一个时期，戈洛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在别人的餐桌上吃白食，对着别人大放厥词，向别人借钱。在这时期，他的名誉中仅有的几点光斑也暗淡了，老朋友离开了他，新朋友回避他。路易·勃朗只因朋友们在摄政王大街上看到他和戈洛温在一起，只得向大家表示歉意；米尔纳-吉布森25终于向他关上了大门；英国的“老好人”，那些全世界最愚蠢的人，也逐渐猜到他不是公爵，也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人，只有站在远处的德国佬，那些只凭书商的图书目录了解他的人，还把他当作“名流”。

1855年2月，一次著名的大会26准备在圣马丁会堂召开，会议隆重，但并不成功，它的目的是把各国流亡者中的社会主义者与宪章主义者联合起来。关于大会的结果，以及马克思派反对我当选的阴谋，我已在别处详细谈过。这里只谈谈戈洛温。

我不想发表演说，我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是为了向它表示感谢，并回绝它的邀请。这是晚上，我走出屋子时在楼梯上遇到一位宪章派人士，他问我，有没有看到戈洛温在《广告晨报》上的信？我没有看到。楼下是咖啡馆和酒店，而《广告晨报》在任何馆子都能找到，我们走进那里，芬伦27指给我看戈洛温的公开信，他写道，据他得到的消息，国际委员会选举我为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代表俄国人发表演讲，因此他